“有土可葬”，是中国共产党帮助民众实现了这一愿望。众所周知，在旧中国，众多穷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很多人连块属于自己的田地都没有，死后只能扔进“乱坟岗”或弃尸荒野。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天亮了、解放了、分田了，劳苦大众不仅吃卜了饱饭，死后还有了葬身之处。与旧社会相比，夸张地说，也算是过上了“殡葬高消费”的日子。
对新中国殡葬高消费观念演进中节点的研究，具有一石二鸟的作用:它既是对殡葬高消费观念在第三章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又是第四章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社会环境的变化、重大事件发生，在客观上起着观念引导的作用，故环境引导的作用不可小视)。
1、理论依据 殡葬观念引导的理论依据包括辩证唯物论与生命科学观。辩证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事物的具体形态在不断改变着，长生不老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因为，一个事物在其存在期间，其内部有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因素(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肯定因素维系着该事物的性质、把握着该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而否定的因素起着破坏该事物性质的作用，促使其从此事物变成彼事物，并通过量变引起质变的方式最终实现。一个人的生命现象也是如此。一个人生下来，自身就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因素，肯定的因素维持着生命的存在，否定的因素在剥夺着生命。一旦否定的因素战胜了肯定的因素，人的生命就终结了。所以，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论人们职务高低、金钱多少、愿意与否，均改变不了死亡的结局。因此，古人常感叹“人生自古谁无死?”。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自身要坦然面对死亡，而且要引导民众坦然面对死亡。人死不能逆转、死后不能复生，人死后没有知觉，没有反应，即使将殡葬形式安排得顶级豪华，死者也无法感知。这就是实行“节俭、绿色”殡葬的理论根据。
殡葬行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必须认识到的是，殡葬行业的服务客体表面上是为逝者，其实质却更是为生者。殡葬行业在为生者服务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回答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拷问。人们也是通过参加形形色色的殡葬活动，透过活动的表现形式感悟族群的真实和生命的价值。一个有益的社会殡葬形态可以给参与者以信心、生活的力量和永恒的依附归属感，可以是一个国度、一个民族千年凝聚的重要纽带，甚至可以是人们回答生命意义、连接“彼岸”的重要渠道与桥梁。
2009年，为了解决伦敦面临的墓地资源紧张问题，伦敦政府提出试行“双层墓地”政策，意思是将老墓地的主人遗体挖出、深埋，然后在原址引入新的主人，以此对现有墓地资源进行重新利用。
尽管正式制度安排为个体决策提供了适当的激励结构，因而可以诱导理性个体遵守规则。然而，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化群体，嵌入生活方方面面的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实施的制度背景，必将影响正式制度的激励效果。吴小建与王家峰(2011)从政策执行角度指出，制度往往先于政策而存在，执行活动往往也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中展开的。换言之，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使得作为正式制度的殡葬改革执行受阻。其中，作为背景性制度的非正式制度之所以发挥作用，在于将其所确定的规则嵌入了政策执行过程中。这一过程在波兰尼(1957)看来，描绘人类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形成制度的嵌入(embeddedness)。进一步明确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1992)将嵌入型的逻辑，运用于个体微观决策，以说明嵌入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网络)的非正式制度对个体经济决策偏好的影响。在他看来，经济领域内如新古典所言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个体行为总是嵌入特定的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正式制度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激励机制受到嵌入社会的非正式规范的制约。
我国的殡葬改革己走过六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实现了大部分地区由土葬向火葬的移风易俗，建设了大量环境整洁的墓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城市的墓园用地接近枯竭，墓园建设中环境和资源的矛盾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墓园在建设方面欠缺系统化的设计方法研究，墓园设计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公益性公墓 城市公益性公墓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公民提供安葬(安放)遗体或者骨灰的社会福利设施，其特点是公益性、收费较低。城市公益性公墓起步很早，一些城市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设立了公益性公墓，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在城市墓园中占比较小。大部分城市公益性公墓至今已处于死墓 (指己入葬的骨灰数达到或超过规模容量的墓园)状态。由于城市公益性公墓的长期缺位和管理不善，经营性公墓垄断了城市公墓市场，公墓价格虚高。城市居民在公墓消费方面选择少，其切实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由此引发了“死不起、葬不起”的尖锐社会矛盾。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陆续建设公益性公墓，缓解经营性公墓收费过高的问题。
整合社会资源，只有把社会中不同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殡葬制度改革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为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所以，从理念、制度到政策的变更，说到底旨在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即为群众提供均等的、高质量的殡葬服务，提升殡葬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增进人民福社。为民提供殡葬服务的主体是殡葬服务单位，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群众能否接受到满意服务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由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组成，其中，软件设施即殡葬人才队伍建设更为重要。因此，不仅应更新殡葬设备技术，还应提升殡葬从业人员服务质量，完善殡葬保障制度。资金资源、人才资源和政策资源的整合，实现最佳配置，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殡葬服务水平。
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曾提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繁杂的整体，涉及知识、道德、风俗、信仰、艺术以及个人通过社会学习所获取的能力和习惯。”殡葬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名词解释，它是人们在殡葬操作、观念或实物中寄寓和隐藏的含义。几千年的殡葬习俗已经使得殡葬构成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价值认知体系，这种传统守旧的文化意识早已经深深渗入国人血液里，影响深远，是造成殡葬文明进程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当然，重庆也不例外，具体从以下四方面说起。
福利社会学的核心观点是要建立公平、正义、福利均等化的社会。由于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造成的差异，人生前会有不同地位等级，但在死后，应该是平等的，所以，殡葬服务对象应是全体社会大众，建立健全殡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受到错误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出现非均等化服务导向，致使殡葬事业发展方向与改革之道背向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