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颁布，相较于我国以前的民事法律最突出的亮点是人格权独立成编。人格权编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确定了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而殡葬管理法规却要求死者的遗体“应当火化”，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是落实宪法保障人格尊严的基本原则的宣言，也为行政立法和司法解释确定了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

目前殡葬管理实践中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公墓危机、火化意愿低下、殡葬服务体制机制等，这些问题在全域火葬地区和火葬、土葬并存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殡葬改革有其自身需要遵循的客观规律，预先设置火化任务并限定完成时间这种任务式、责任式的硬性执法要求不是法治所需，其反映的是僵化的管理观和盲目的政绩观。多年来殡葬服务中发生的违法违规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强硬的火化管理方式不仅没有实现预设的节约土地、移风易俗改革目标，反而催生出公墓危机、缴费土葬和震惊社会的倒卖尸体、贩卖火化指标等灰色产业链，殡葬管理中的扭曲现象足以警醒我们:脱离公民权利保障的殡葬改革现代化只能在任务式执法与丧属的变通和对抗的夹缝中徘徊。...

“禁止制造、销售迷信丧葬用品;禁止在火葬区生产、经营棺木”、“遗体应当就地就近在殡仪馆火化;接运遗体应使用殡葬专用车;除指定的公墓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墓碑”。这些都已是各个地方法规、规章文本内的通用表达。可以说服务于实现殡葬改革目的的强制火化制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规范设计:其一，上下位法都有共同的立法目的，也都被赋予了完成殡葬改革的历史任务，立法理念、推进策略做到上下一致。我们可以看到，推行火葬、禁止迷信丧葬用品、殡仪服务统一交由殡仪馆等与遗体火化有关的规定贯穿于国务院的《条例》及各地的管理条例、管理办法;其二，落实到地方的改革要求可能与当地传统、文化等存在直接的价值冲突，需要当地在立法权力配置的范围内制定便于执行的细则。我们也可以看到，火葬区的划定方式和实施程序，民族丧葬政策的变通、违法土葬的责任设定等在各地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禁止迷信丧葬用品、殡葬服务由专门机构负责这两部分殡葬管理的内容则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