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殡葬文化和型制十分复杂，如墓地朝向就有朝南、南偏西、西，多种。葬式也有多种，一次葬、二次葬、合葬……还有丧服制度、丧礼安排，也极为复杂，有正寝仪式、招魂仪式、报丧仪式、入硷仪式、治丧仪式、出丧仪式、终丧仪式等。还有哭声的规定，亲友间还有悼词、奠文、挽歌、挽词的规定，十分繁复。这种求亡者安抵另一安息世界，抚慰生者悲伤的文化延绵几千年不绝，尽管各地有所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
近代辛亥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给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葬式方面的影响。1911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建立，作为民主共和制的新型国家，其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影响了包括殡葬在内的风俗习惯。新式的殡葬习俗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平民墓地开始从传统的个体墓与族墓向现代公墓迁移;其次是现代化火化设施和纳骨设施的出现，骨灰也不一定要“入土为安”，这一时期，新旧殡葬习俗同时并存，但仍然以传统殡葬习俗为主。
1846年英国人建成了上海的第一座现代化公墓—山东路公墓，标志着西方公墓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进入中国。早年的公墓只接受外国人安葬，禁止华人安葬，伴随着上海租界范围的扩大与外籍人士数量的不断增长，随后陆续建成了多座外国人公墓。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建立的公墓是由浙江上虞商人经润三于1909年所建立的蓬露园，它是后来闻名上海的万国公墓的前身，中西人士不受国籍、种族、姓氏等限制皆可安葬。燕露园原址位于徐家汇虹桥路，占地20亩，后迁移至张虹路，面积扩大到55.6亩，更名为燕露园万国公墓。1934年改为公营，次年面积扩大至122.8亩。万国公墓安葬了许多社会名人和进步人士，如鲁迅、宋庆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等，为旧时上海闻名遐迩的一流公墓。1927年，上海在静安寺公墓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火葬场，公墓内有骨灰储藏室，壁完由大理石砌筑，分A至Q共17个区，总数达400余个。
虽然这一时期土葬仍然是普通大众的主流选择，但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民国政府，都对传统的殡葬习俗提出了改革要求。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变革的倡导者和保护者，己经不再需要像封建王朝一样通过独尊儒术来证明和巩固自身的合法地位，旧有的繁复殡葬习俗失去了传承的根基。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现代生活的简约，以及大量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中国人对人体乃至生命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知。传统殡葬习俗不断被推向改革。
胡适先生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他由自己母亲去世谈起，提出他对当时葬礼问题的意见:“现在我们讲改良丧礼，当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应该把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删除干净，一方面应该把后世加人的种种野蛮迷信的仪式删除干净。这两方面破坏工夫做到了，方才可以有一种近于人情，适合于现代生活状况的丧礼”，被胡适称为“清道夫”的民国著名学者吴虞先生从墨子薄葬观的角度出发，批判了儒家的厚葬观。他对西方的丧葬制度进行了勘查，并给予了肯定，认为西方的丧葬制度与墨子的薄葬观相吻合。在倡导新殡葬方式的同时，社会精英开始用西方医学和生理学的知识解释死亡这种自然的生理现象。
在政府层面，民国政府于1912年先后颁布《礼制》, 《服制》，推行丧礼中以鞠躬礼代替跪拜礼，以黑纱代替丧服。1916年黄兴、蔡愕的相继逝世，直接推动了民国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国葬法》，至1948年民国政府共陆续颁布了三部《国葬法》，对国葬做出了详细的规定。1928年，国民政府出台了《礼制案》，并于1943制定《中华民国礼制》。虽然民国政府颁布了诸多关于殡葬的法律法规，但民间的殡葬模式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改革。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各级政府人员的殡葬模式基本确立，与一般民众的殡葬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民间的殡葬虽然仍不同程度的保持着旧有习俗，但与国家推崇的殡葬模式产生了分野与合流，逐渐蜕化为地方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