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指出宗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因素，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同样涂尔干亦认为仪式具有道德作用，在仪式中展现出的宗教力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类的，即是道德的又是物质的。仪式中表现出的道德力，是社会实体化的集体约束，是“由一个道德存在(即群体)在另一些道德存在(即群体的个体成员)中所引起的印象构成的。它们所转达的不是物质事物影响我们感觉的方式，而是集体意识作用于个体意识的方式。”大寨布依族丧葬仪式中所蕴含的道德力，是由为亡人送行而唤起各种观念和情感构成的。对这一神圣性仪式的尊崇，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件存在的令人畏惧的力量，更深层原因是因为他们感觉在“礼数”上必须如此，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化约而使个体内化这种“礼数”，进而达到教育和传承的目的。在仪式过程中，最明显的道德呈现就是孝道的尊崇，其中主要体现在丧葬仪式的一个主要目的“送”和在仪式过程中为亡人准备的“礼”两个部分。
送，《说文》作遣也，《诗·北风》有远送于野。皆有陪伴行走一段路程之意。大寨布依族丧葬仪式则充分体现出“送”的道德意义，整个仪式呈现出一幅送行的准备过程及送行的感人画面。在大寨人民的眼中人生理上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人没有真正死亡一说，这只是另一种“永生”的新生起点，亡人在机能停止运转后去往另一个“现实”世界。从人死亡的那一刻起，孝子就开始守孝，在没有将亡人下葬之前都需要每口三餐给亡人上香，表示孝子在旁边进行陪伴，在入棺之前更需要香一直不能断掉，表示孝子无时不刻的陪伴左右。除了陪伴还需要孝子为亡人准备各种在这个过渡阶段亡人需要的东西，从入棺仪式开始到堂祭之前孝子为亡人准备的主要有两类，一类为亡人在过渡阶段的食物和在这个过程中的“打点”。另一类为亡人在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物品的献祭，包括耕牛、酒等。在最后“开天门”仪式和“吃宵夜”仪式为孝子陪亡人最后的一段时间然后送亡人去往另一个世界。丧葬仪式中段的堂祭仪式则将送行的范围扩张到亲戚朋友，形式、波及的亲戚圈的范围扩大，从原来的直系亲属到与直系亲属有关的人员，都来给亡人献祭品的，这些供奉的东西就是亡人去往另一个世界需要的物品，即亡人去往另一个世界生活的最初的物质基础。其中堂祭仪式最浓重的还是亡人的晚辈来献祭的环节，在女婿、女儿来外祭的时候写好祭文，然后准备好高规格的礼品并在哀怨庄严的环境下进行。其中在外祭时使用的经书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孝子尽孝的始末，这就是送别。晚上的家祭仪式则将中华传统的孝道尽显，整个仪式过程持续几个小时。在堂祭后的离别过程呈现出是将亡人送往祖地的情形，而去往祖地的过程中则需要人为亡人开路，陪伴亡人，并且其中还有亡人与孝子不舍的画面，布摩还要作为一个客观的人去分离亡人对孝子的不舍，同样也有孝子对亡人的不舍，然后给亡人开好去的路，叫人送到去祖地的路，然后亡人独自去另一个世界。布摩会根据规矩去要求孝子做，或者自己按照某些规定来举行仪式，笔者问及原因时，最常见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老一辈就是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也不知道了，不按照这样做就不合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一回答第一次笔者认为是他在逃避，但多次反复则体现出了一种行为上被道德的型塑，即是一种族群记忆选择，
整个过程中“礼”的呈现是最明显的，因为礼即道德约束下的行为准则，更是一种情感物化的一种量化标准，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只有孝子和孝婿送的猪是大猪，祭祀的物品亦是最全面的，各种流传下来的规定要做的东西都会按照经济承受能力内的一个限度来准备，礼的呈现主要在“献夜饭”和堂祭两个过程中，献夜饭则主要是亡人的孝子、孝婿以及旁系的孝侄子等，而堂祭则包括所有的，在当天来堂祭的时候旁边有很多围观的人，这些人都是来堂祭的主要成员为所居住的寨子或者组的一些相关人员，每一位来堂祭的人员除路途遥远会减少成员外都会有十几位甚至几十位来举行堂祭。这是因为认为亡人同在世的时候一样，都是一个生命体，需要消耗食物，需要生活，因此在送别的时候多给亡人准备一点，亡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就能够过得更好一点。虽然其中不乏有其他与亡人有着关系的人来进行祭祀，但多出于关系而发生的礼节之需，主旨则为尽孝，正如《易经》云:“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
本章呈现出大寨布依族的丧葬文化即为大寨布依族人民基于实践认知世界形成的世界观的文本，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呈现出了大寨人民在实践中编织文化场域，形成了一种使大寨布依族人民愉快的生活的社会结构。同时这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尽孝是否能够窥探人性本源?在这个仪式过程中，举办家庭孝子的明显抱怨和妥协是否是一种社会道德的规约?其中呈现出的抱怨换种角度讲即为一种利我行为，孝道的坚守的另一面是否亦是一种寻求“先人”与“后人”希望的平衡。
因为“文化更难以驾驭，其发展更为停滞”。)，文化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独立的，至少其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一点就能够说明其具有其独有的特性，那就是符号体系的建构基于主观实践认知，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则需综合更多外界因素，国家在场与生活环境的改变是最直接短促而有效的。因此文化整合形成了一个体系，其中的源则较难以把握，随着社会事实带来的变迁更或者对于源的冲突，换句话说即文化基因的改变是不能够同步于社会结构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并不是简单的所属或者构合。这种意义体系的建构遵循的逻辑需多方探讨，文化结构是一个体系，即其是稳定而守恒的，对其变化逻辑需从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间存在着实践主体去入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一个价值体系结构，该结构建立于文化与社会结构协作下，主观判断逻辑参照已有经验和新形态入住后的能动调试，最终内化为个人倾向而更新着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成为了普遍即为现象最终进行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