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人子须知》中有大量的环境吉凶论断，其实几乎任何一部风水典籍都充满吉凶祸福的各种说法，对环境的吉凶判断甚至成为风水工作的主要内容。风水经历六千年的发展，融合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难免不带有封建迷信和民间禁忌。一般理解吉凶，认为吉就是吉祥、吉利，对应的就会发生升官发财等功利方面的利好事情;所谓凶就是会发生凶祸、灾难，对应的就会发生灾祸等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理解的时候其实换一种理解方式、换一个角度理解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其实吉就是美好、是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凶就是土地贫瘩、穷山恶水、景观不好的地方。
吉与凶，就是好坏、优劣，这样来判断居住环境的吉凶、好坏，这样就不会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了。风水是用了吉凶这样的词语来强调利害的程度，以达到让人信服自己观点的目的。于希贤在《人居环境与风水》中认为:“福、禄、荣、寿人所向往;艰、难、危、困人所趋避;饥、寒、贫、苦人所难忍。趋利避害之心，是人群本能的反应，人皆有之。于是，在中国一一这东方文明的发祥地，逐渐形成了依古代社会意识而为人居环境评价系统的‘风水’，择其吉而避其凶，营建城市、乡村和住宅。风水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在时间关系之下的空间吉祥认知。在空间地理环境中，人如何来使用、安排与生存发展密切关系的人居环境，是洞察环境对人影响的建筑文化。
根据选址周边山形水系的形状进行吉凶论断，山的形状像某种东西，就认为会有与之想对应的现象出现。将山水表现出来的外在形状与人类社会现象相联系，并根据山水形势的体现而对环境寄托某种吉祥的希望，追求某种愿望目标的心理活动。不仅阴宅阳宅有这种对应效果，城镇也有这种论断。《地理人子须知》中作者曾列举数例来证明，弋阳‘9所在之地的主峰形状像拍板，那里就出了很多的戏子;常州的塔山形状像葫芦，于是那里就出了很多名医;福建莆田壶公山的形状像朝纷，那里出了很多达官显贵。这种风水理论主要观点是什么样的山水风土，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人情世故，更常说的就地灵人杰。
形势派的吉凶观点比较贴合自然山川和人们的生活实际，而理气派的吉凶观念就附会了相当多的迷信色彩和民间禁忌文化方面的内容，有些论断在今天看来甚至非常荒唐可笑。《葬经》说:“福厚之地，雍容不迫。四合周顾，辨其主客。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山来水回，富贵财丰，山顿水曲，子孙千亿，山走水直，从人寄食。九曲委蛇，准拟沙堤，重重交锁，极品官资。势上形昂，前阔后冈，位至侯王。形止势缩，前案回曲，金谷碧玉。公侯之地，龙马腾起，面对玉圭，小而首锐。宰相之地，绣市敦伊迩，大水洋朝，无极之贵。空阔平夷，生气秀丽。贫贱之地，乱如散钱。”相类似的手法在风水著作中大量出现，这种把地形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人类社会高官厚禄相联系的说法，虽然很有市场，广大人民群众乐此不疲，但是显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迷信。这类理论在封建时代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因为那时阶层固化，是农民就世代为农，本着人往高处走的原则，身处下层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有着进入官场，走向上流社会的强烈愿望，但那是遥不可及的梦，只能寄情于风水，以求子孙后代能光耀门媚。虽然这种风水理论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当人们相信这种吉祥的说法以后，在心理上会得到某种满足和期望，有时候心理暗示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本来风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这种风水理论虽然充满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对自然河川的审美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所有被风水理论认为能出高官巨富的环境，是景色秀丽、气候宜人的居住环境，有益人体健康。
例如，应用风水理论在择址时，要重点考察水口，并将人丁兴旺、升官发财、健康长寿、品德高尚等社会现象与地形地势进行关联。认为水口狭窄、关锁周密，则在此居住会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如果所选基址左右无砂，即使富贵了也不会太长久。相类似的论断充斥着各类风水典籍，如《宝照经》说:“青龙砂上起高峰，长子的财富胜过石崇。龙山直出脑生峰，离乡逞英雄。青龙不怕高万丈，虎要弯弓样。主人忠孝家和顺，富贵无穷尽。朱雀之山不怕高，尖利出英豪。展旗卓笔坟前立，家富多官职”
我们需要跳出现有的认知重新来认识风水，去其糟粕，挖掘风水认识自然的真善美。风水所言的吉凶，是一种建立在古人认识自然基础上的环境评价标准，这套标准规定了什么样的环境是吉祥的，也就是景色宜人、环境优美、适合人类居住的，什么样的环境是凶的，是不适合居住的。这是这套评价体系太过晦涩难懂，相同的环境情况，不同的人解读起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甚至是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