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上，“人之为人以及与此相应而生的权利能力是由实在法规定的”，但奴隶何以能从客体转为主体，而牛、羊等动物却始终为主体所支配的对象?实在法对于主体资格的确定，并非任意，而系出于社会生活之要求、根据实在之社会价值。218由是，尽管主客体之间关系应以实在法的规定为依归，但其存在某种先验性的确定关系。
“人法”的发展实质上是自然人格取代法律人格的过程，前者的根据是人性，后者的根据是法律。法律产生前，在原始的部落社会里，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根本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无论是酋长还是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特权，219原始社会承认自然人格。国家和法律产生后，法律人格取代了自然人格。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人并不能因为其为生命人而享有法律人格，而是统治者基于其政治需要，用法律人格限制了自然人格。自西方启蒙思想家高扬“人生而等”这一自然法思想始，自然人格便进一步挤压法律人格的生存空间，“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实际上是自然人格取代法律人格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法律人格应以自然人格为判定标准，生命人均享有法律人格。人性是生命人要求法律确认其为主体的最终根据。
在主客体区分上，人的伦理价值得以彰显。近代民法以德国和法国的民法典为翘楚，我国民法整体上继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法典编纂逻辑结构，将生命、健康、身体等一般人身要素归为人格权的客体，将动产与不动产归于物权的客体，将智力成果归于知识产权的客体，在特定情形下将财产性权利视为客体。生命人人身实为物理物，却被排除在民法物之外，以人身和意志构成主体，以人身要素为客体，以所有权为原型建构了具体的人格权模型，即主体+客体+内容。究其原因，一旦将人身归为民法之物，逻辑上所有权人得自由处分，易得出生命人人身受他人支配，主客体的混同随之而来，显然这是违背民法基本精神的。
生命人人身与主体不能分离，专属于主体，有人身属性。死者有形人身遗存己与生命分离，其具有可支配、可利用和稀缺性，应规定归属主体。各国法律均禁止人体器官和尸体交易，但自然人生前可基于医疗、科研等合法事由，捐赠自身的遗体及与尸体可分离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死者近亲属应遵从死者的此等遗愿。这说明有形人身遗存不可流通，但可与归属主体分离，进行移转，在当下社会情境中，具有使用价值，但非交换价值的载体，也非一般意义上的财产。zzz此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死者近亲属系死者有形人身遗存的管领人，其可基于特定合法事由，将有形人身遗存移转给相关第三人，这意味着有形人身遗存相对于死者近亲属具有专属性。
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中包括了财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自然资源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等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可见，财产包含了物、智力成果和权利性财产(债权)，但有形人身遗存并未规定在此处，也并未涵括在我国《物权法》中。民事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所支配的对象，可分为身内客体和身外客体，前者指人身要素和身份，后者指物和智力成果。前述的“物说”并不是要将有形人身遗存设定为融通物，而是基于服务于人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对人体的生物利用;“非物说”强调尸体上的人格残存，更大程度上是表明尸体，该客体虽然在形式上为物理物，但由于其不可流通，只能基于特定的人类发展目的而进行处分，克服“物说”与“非物说”的缺陷?
笔者认为，人性伦理不仅区分了主体与客体，亦明晰了有形人身遗存与财产的不同之处，有形人身遗存己与死者分离，不可交易，但可移转，具有专属性，可以准用人身权的法律规定，可称之为类人身。有形人身遗存自身存在的专属性令其与财产相区别，从而更接近与人身性质，但从不可交易、却可移转的意义上，有形人身遗存的专属性与人身的不可移转、不可放弃的绝对专属性又有区别，其专属性可谓相对的。以下所要探讨的是构成这种相对专属性的要素之一，即“人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