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在丧葬仪式研究上达成的一个共识在于其“转化”的层面，即从一种本质状态到另一种本质状态。在本文的语境中，这种转化表现为死者的自然生命向伦理生命最终转化的过程。转化前后的两种状态分别植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场景，并通过仪式的空间建构而形成“前台”和“后台”的区隔。
相对于南方农村丧葬仪式中浓厚的巫术色彩，关中丧葬仪式的过程呈现出的是一幅世俗而又精致的社会场景。关中的丧葬仪式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避凶的情况，例如报丧环节，但却处于丧葬仪式的后台。在这个意义上，丧葬仪式可以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属于公共性的场合，主要是死者与仪式参与者互动的场合;而以家庭为单位的仪式则遁人后台，主要涉及对死者肉身的处理。前台与后台分别对应死者的伦理存在与自然存在，同时也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中介者。自然生命带来的恐惧以及由此可能存在各种趋吉避凶的行为主要在后台释放，例如，“躲煞”只是在与家人有关的场合，但在更为公共性和社会性的层面上，整个过程都试图使人们相信各种行为之合乎“礼”的妥当性。丧葬仪式中人与神秘力量和彼岸世界交流的有限过程被隔离在“后台”，于是“前台”成为各种礼仪规则与实践的集中展演。值得注意的是，阴阳先生虽是人与神秘力量沟通的中介，但该角色在关中丧葬仪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是确定亡者的安葬时间、地点以及躲煞时间。总管和礼仪先生才是关中农村丧葬仪式中核心的主持者。其中，礼仪先生一般由专门的长者担任，他们懂得丧葬仪式过程中的规矩和礼数，能把握祭奠过程的“度”和不同辈分的区别与要求。由他们所引导的“礼”的实践构成整个仪式过程的灵魂。
总之，在整个丧葬仪式过程中，前台主导了仪式过程，人们优先考虑的是“礼”的社会性实践。仪式不仅再现了传统的礼仪规矩，而且通过仪式使这些礼仪规矩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和展现。由此可见，关中的葬礼仪式并非“阂限”状态下由等级化结构走向无结构的“交融”，而是一种伦理性结构的强化。同时，自然生命终结所营造的恐惧色彩和禁忌意味在“礼”化的仪式实践中得以转化和升华。仪式的前台与后台均以死者为中心而建构和展开。礼的社会性实践的戏剧化效果消饵了生与死的界限，使得死者的自然生命向伦理生命的最终转化—由人成神—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