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的越窑青瓷魂瓶文物资料看，越窑青瓷魂瓶上的人物形象形象与魂瓶装饰中飞鸟、建筑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飞鸟以比较固定形象和位置出现在几乎所有越窑青瓷堆塑罐的上半部分;建筑形象出现在越窑青瓷魂瓶的上部分中心区域，作为魂瓶造型的核心。各种人物形象以及佛像则并不是越窑青瓷堆塑罐固定的和必要的装饰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佛像在堆塑罐上出现的位置和数量看，佛像出现在越窑青瓷堆塑罐的下半部分的情况，更多具有装饰意味。在越窑青瓷堆塑罐下半部分出现的佛像，多数以贴塑或者浅浮雕形式来表现，分散分布于下半部分的罐体，或者以围绕罐体的装饰形象连续围绕罐体一周，数量较多，通常为十数尊以下。佛像出现在越窑青瓷堆塑罐的上半部分的情况，造型则比较丰富形象，通常位于建筑物之下或有舞乐俑围绕，雕塑数量为一至四尊不等。
魂瓶上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以各种舞乐俑为大宗，舞乐俑是魂瓶上出现最早的人物形象，数量经历了由少变多的历程，舞乐俑在魂瓶上位置处于围绕中心建筑四周，作杂耍和歌舞表演状，或有乐器表现演奏笛、箫、笙、琴、琵琶等的形象。舞乐俑中又以胡人形象为特色，在越窑青瓷魂瓶上，这类胡人形象的舞乐俑表现形式为:人物形象被塑造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颧骨突出，头顶尖顶帽，帽样式扁状或呈圆锥状，帽尖高耸。这样的人物形象与汉地文化圈对胡人的印象相吻合。从文献资料来看，《汉书·西域传》记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博物志》云:“西方少阴，曰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以胡人的形象塑造舞乐俑也与当时社会中对胡人的文化了解相符合，当时社会认为胡人颇为能歌善舞，擅长娱乐表演。《三国志》卷三《东夷传》中有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中的一段话对此有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
胡人之所以与佛像并列，一般认为，在魂瓶葬俗勃兴的六朝早期佛教信徒也被认为是胡人的宗教，僧侣和佛像皆是胡人形象。“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魂瓶上的佛像造型也是胡人形象。魂瓶上佛像造型被塑造成高肉髻，着通肩大衣，背后有背光的人物形象，有的附有莲花座，有的与来自西域的动物形象狮子共同出现。魂瓶上的胡人形象和佛像形象描绘相对粗陋模糊，显示出婚瓶创作者对胡人和佛教的肤浅认识和刻板印象。魂瓶创作者也将胡人和佛像符号化，并且常常与代表道教文化的神仙骑瑞兽仙人形象共同出现。吴晋时期的浙东地区砖室墓中，间或出土以魂瓶为代表的带有佛教意味的器物，在这些器物上佛教的文化符号形式简单而且固定，没有太大变化。这些造像与后世作为供奉的佛像单独出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时期区域内的佛教文化符号并没有以佛像以外的其他形象出现，并且佛教形象与道教形象是杂糯出现的，在越窑青瓷堆塑罐上佛像和仙人的形象共同出现情况不乏其例。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从吴晋时期的实际情况看，佛教仍然被视作一种外来文化，佛教文化符号的渗透和传播呈现出与浙东本土信仰结合发展的状况。浙东地区道教存在的时间早于佛教，而且汉末至吴晋时期江南世家大族信奉道教为数众多。此外浙东地区还是道教思想的发源地，当时的道教崇拜神仙风气非常浓厚，浙东的四明山、天台山被认为是神仙之所在，总之浙东地区道教思想根深蒂固，势力强大。在佛教传入浙东的早期，熟识黄老思想和儒家经典的士族一度援引道家思想来读解佛教，后世被称之为“格义”的汉传佛经即源于此。用道教灵魂不灭，长生不死，羽化升天的思想解释佛教的神灵不灭、轮转轮回教义使得佛教与本土宗教杂揉共处，对于掌握知识的阶层尚且如此，至于普通人甚至烧造越窑青瓷的工匠对佛教的认识可以认为是肤浅的和表面化的。越窑青瓷的工匠对于杂糯在本地信仰系统中的佛像接受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在这种基于对佛教朦胧而又粗浅的认识的基础上制作有更深刻宗教涵义的艺术形象应该比较困难。越窑青瓷堆塑罐作为陪葬器物的佛教道教杂处可以显示出人们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以及各种文化因素在浙东地区的碰撞。
佛教初期在浙东地区的发展非常缓慢，到三国时期才开始逐渐发展;“东吴时期，整个浙江有史料记载的寺庙有16座，浙西有海盐金粟寺其余…台州地区独占九处，绍兴三处，宁波二处”;东晋开始，佛教在浙东地区开始传播起来，诸多名僧和佛教思想的出现使得佛教可以渐渐与占据思想主流的玄学抗衡。吴晋时期浙东地区的寺庙有: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建立于慈溪县(今浙江宁波)的普济寺、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建立于郸县(今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建立于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大庆尼寺、晋永康年间建立于郸县(今浙江宁波)天童禅寺等。这些寺庙在吴晋时期规模很小、影响不大。很多是因为僧人云游至此，“因爱其山水，遂在此结茅修持”，部分寺院为僧人以个人力量修建的茅舍，其社会影响力可想而知。
与佛教初传浙东地区展现出来的文化交融不同，文化士族中对佛教感兴趣的精英阶层也在寻找更为“纯粹”的佛教。“或许在宫廷里当皇族当权者司马道子一样沉迷于淫祀似的低级佛教，但是在离开首都远一些的会稽郡地区，士人们正酝酿着新的内容的佛教信仰。这种信仰注重心情的纯粹性。也许可以说，这种以内容为特征的佛教才与信仰一词相称”。最终，佛教在六朝中后期，通过文化士族精英阶层的推崇和影响，才在浙东思想和信仰领域开始显现出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与“纯粹”佛教教义在浙东地区的深入传播相伴随的是，表现在魂瓶葬俗中杂糯而又模糊的佛教形象再无立足空间。文化士族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展现出来的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思想空间中模糊地带的日趋减少或许是魂瓶这类明器造型在东晋之后的浙东地区快速消失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