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研究发端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西方，人们习惯于将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那一大部分社会生活称为“市民社会。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论家把“市民社会”的存在视为公民自由和社会发展的保证。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面改革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在苏联、东欧寻找“市民社会”的因素，视之为这些国家社会变迁的主要表征。苏东剧变之后，他们继而把“市民社会”的发育看作是“自由民主制度”在那里得以巩固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当然也有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掀起“国家与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研究”热潮，期间开始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引入仪式研究中，将权力关系和政治引入仪式与象征的研究，即在仪式研究中关注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关注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和运用，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由此大大拓展了传统仪式研究的范围。
以郭于华、王铭铭等为代表的北大学者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研究仪式的杰出型代表。郭于华长期从事民间仪式的研究，她的研究在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将仪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透镜，为我们展示了仪式中所呈现出来的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力两者之间互动、互融的错综复杂关系。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明确阐述了仪式于民间社会是生存的技术，于国家而言则与权力技术相关联。高丙中通过对一处地方庙宇的民族志考察，得出结论:河北范庄的龙祖殿建筑得以产生的事实取决于“双名制”这一文化传统被作为政治艺术而灵活地运用。刘铁梁通过对不同地域的几个村落仪式进行比较分析和类型研究后指出，不同形式的仪式复兴以其各自的传统作为依据，同时受制于它们当今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村民在不断扩展的生活实践范围内对传统进行新的解释和创新性运用，国家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以及地方对这种渗透的回应，也构成村落仪式复兴的真实动因。王铭铭通过对民间权威，即官方公共空间之外精英的研究，把生活史与民间权威象征联系起来，力图揭示变迁中的社会生活与地方象征秩序和精英的互动。
分散于其它区域的学者亦以国家与社会视角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仪式。董国礼、李文娟通过小说《活着》这一部反映个人生活史的文本，从乡村婚姻仪式入手，再通过解析从“土改”到“文革”这一段国家仪式来认识特定历史时期内，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从中得出仪式绝非专属于传统社会，现代权力的运作同样也离不开仪式，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运动的历史、仪式的历史。吕俊彪通过研究京族人的哈节仪式中国家符号的植入现象，认为民间仪式中国家符号的出现，既是国家意识向民间渗透的结果，也体现了民间量试图征用国家权力来整合族群内外部关系的努力，这与高丙中所描述的国家对民间仪式的征用恰好相反。朱炳祥在对白族火把节中民间宗教与现代国家理性精神并置的研究中发现，正是村治权力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中介，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某种契合点从而在相磨之中达到一种相合。
无论是已聚集成流的北大学派，还是分布于其它区域的学者，研究者均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仪式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联，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民众、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在民间信仰和仪式的实际运作之中呈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通过关注现代政治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强有力的进入及如何进入的过程，使局部的微观性仪式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宏大格局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充了我们浏叹义式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