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陕西洞耳村元墓为例，虽然其发掘简报里认为男墓主为蒙古族人，但侯新佳先生在《蒙元墓葬研究》‘一文中通过考证认为男墓主“张按达不花”可能为汉化较深的女真人，即元代广义上的“汉人”。洞耳村元墓的八角宵窿顶形制就像蒙古包，墓室顶部正中留孔，并以侧砖封堵，一般认为是模仿蒙古包顶部开“天窗”的作法。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服饰都也具有蒙古民族的特征，该墓墓室壁画分为4个单元，北壁、西北壁和东北壁壁画内容合为一幅“祭拜图”，西壁和西南壁图画内容合成“行别献酒图”，东壁和东南壁图合成“醉归乐舞图”，所有壁画遵照中国传统墓室壁画的总体对称布局，以墓室正壁墓主夫妇为中心展开，每幅壁画既独立又有连续性。

    祭拜图中墓主夫妇二人身着蒙古族服饰，皆左枉。二人身后置有屏风，屏风顶端绘有山水画，中部绘荷花、荷叶，下部为素面。屏风顶部向上勾出一方框，框内为墨书文字，顶端一横行自右至左为:“大朝国至元六年岁次巳己”，其余4列纵行从左到右分别为:“娘子李氏云线系河中府人”;“张按答不花系宜德州人”;“祭主长男闰童悉妇”;“二月清明日闲穴踢个真”。这种类似牌位的题记，正是汉族的丧祭仪式中的一部分，是儒家文化的具体体现。以山水画为装饰题材的屏风显然也是受元代山水画流行的影响。壁画中的器皿、家庭陈设、梁杭彩画、庭院湖石栏杆及壁画顶部的四幅“童子戏花”图等都是汉风所属。两侧壁的壁画人物皆为蒙古族装束，献酒和乐舞内容又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情。洞耳村元墓的时代为蒙古时期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是在占领金地后与宋对峙时期，墓葬中的蒙汉文化因素交融，是当时的真实的历史写照。陕西地区元墓以随葬陶俑为特色，但此墓为夫妻合葬墓，女墓主为山西永济汉族人，且蒲城毗邻山西省，洞耳村元墓壁画中的祭拜图和屏风中的山水图都是山西蒙元壁画墓中常见的题材，此墓应当受山西汉族葬俗的影响。

    山西地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是蒙古军队较早征服的汉地之一，元代壁画墓发现数量最多的也为现今的山西省，所以从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中可以明显看出元代蒙汉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蒙古军队在占领河东山西后，建立起多重军事、政治势力相结合的统治格局，不断加强对山西地区的经营治理，促使河东山西成为元朝征服全中国的战略跳板与重要基地。在忽必烈定都燕京，君临天下以后，河东山西战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元朝赖以藩辅统治的腹里重地，从而构成华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