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山西兴县红峪村元代壁画墓中绘制祭拜图、二十四孝故事图、备茶侍酒图、莲池图等一系列表现汉文化传统的壁画，诸壁画以祭拜图为中心展开对称布局，发掘简报根据墨书题记和壁画内容认为墓主夫妇为汉族地主或小官吏。但是从壁画人物的具体形象看，墓内除了二十四孝故事图外，其余壁画所绘人物皆身着蒙古服饰，例如祭拜图中所绘的女主人身穿对襟直领短袖衫，内着左枉糯衫，腰系带，端坐于方凳之上，而男主人头戴四方瓦楞帽，穿交领右枉长袍，腰束给带，坐于交椅之上。李逸友先生认为元代壁画墓中的“男性主仆都着蒙古服装，为元代的官服。无论蒙古、色目或汉人为官者，都必须穿着蒙古式服装”。并且元朝的汉族人是被征服者，虽在文化上占有优势，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劣势，故当时有“不少汉人冒用蒙名，仿袭胡俗，以谋取实际利益”。

    兴县红峪村元墓中祭拜图所绘女主人衣领左枉、男主人衣领右枉的情况在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中比较常见。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看，自古中原汉族人民的服装为右枉，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多为左枉。左枉和右枉服饰不仅成为区分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依据，而且也代表了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和依恋。古代由于地理、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水平比少数民族先进，因此汉族人民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在相当长的时期自大地认为“四夷左枉，周不咸赖”。然而在历代的民族融合中，最明显的服饰融合是在元代，元代规定“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枉”，看似仅仅是服饰的改变，却表明了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向先进汉文化学习的决心。李莎莉女士认为如果“公服具右枉”是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在中原地区流行的衣领左枉则可以说是汉民族将蒙古族服饰看成是时髦、流行的装束，不仅兴县元代壁画墓的女墓主画像、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和永乐宫壁画中的仕女像等大多身穿左枉长袍，足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