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公栅栏墓地”与三塔寺关系考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1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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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如今此地区被称为“三塔社区”，公交站台亦称为“三塔寺”站，故很多人认为“三塔寺”(古称“西域寺”)和栅栏墓地在历史上是同一块地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探其“三塔寺”渊源，可追溯到明代初期大觉寺的智光大师(约在北京，诸多寺庙的兴建和重修与他相关，达到九所之多0，其中就包含三塔寺。智光大师于洪武、永乐两朝数次奉旨前往西藏、尼泊尔等地，成就卓著，加上其佛学造诣深厚，翻译佛经，后奉诏前往北京，受到历代皇帝恩宠。明成祖朱棣(1360-1424)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并赐以金印，足以见其地位。随后明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1427-1464)又加封为“西天佛子”。同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智光大师圆寂，“火葬地在三塔寺址”「29]。十年后，负责智光大师善后事宜的宦官出资修成一座寺庙，将其称为“西域寺”，而其弟子布达实哩为住持。历代对此寺多有记载:
顺天府西有西域寺，《明一统志》。〔臣等谨按〕西域寺在阜成关外马家沟，俗呼三塔寺，明宣德年间建。今已颓纪，仅存数楹，阶下二碑犹屹立:一正统十门僧乌巴迪呢雅实哩等为其师雅尔靠罗密克立，吏部郎中金陵曹义撰文;一弘治十七年太仆寺卿金陵李纶撰文。门外仆碑二:一没土中;一碑面反贴孟间，尚可见者，成化十四年六月李哲立石等字。至三塔止存二，其一已废。西南隅棒壤中别有一塔，相距较远，制亦不同。僧云是为普同塔，不在三塔之列也〔‘〕‘6。吕一‘609 京都阜成之西三里许，有古刹三塔寺，乃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茶毗之所也〔1]1609
西域寺在阜成关外马家沟，俗呼三塔寺，明宣德年建，为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茶毗之所。其大弟子乌巴迪呢雅宝哩等建灰塔立寺，告成之日，赐名西域〔30]275
西域寺，在平则关，旧名三塔。我朝僧雅纳使西域，还朝，救赐为西域寺。吏部尚书曹义记〔3‘〕。
由此可见，“西域寺”“西域庙”俗称“三塔寺”之名由来已久，且基本无异议，均称源于智光国师茶毗后建塔存放舍利子之所。原建面积已经无史料可循。到了乾隆年间，寺庙就已破败。根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在清代的时候三塔寺其中一塔遭毁，仅剩二塔。在距离两塔西南方较远处本还有一座僧人墓塔，但是形制与两塔迥异。后三塔寺得以重修，且属于寺庙僧人管理。“寺建于明代，民国四年(1915年)重修。占地面积约8亩，耕地6亩。内有殿房共33间，其中土瓦房27间，土房6间。寺内有泥佛像12尊，尼神像14尊}}[32]0“三塔寺坐落西郊第一分署三塔寺村三号，建立年代失考，民国四
年重修，属私建。本庙面积八亩，土瓦房二十七间，外有破烂不堪土房六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僧众住宿，余房租赁。庙内法物有泥塑菩萨，铁钟三口，铁磐五个”[33]。到了20世纪60年代，两塔位于两条铁路的东侧，“铁路途经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西墙外，后因铁路改线拆除”。 u0(天主教墓地)的人口位于高墙尽头，紧靠着铁路轨道”[9]251。故具体位置为北京市委党校的西墙边，一塔在党校院内，另一塔在党校院外，距离车公庄大街二十米左右的距离。后在文革期间，两塔俱毁，整个寺庙也不复存在，只有名称继续沿用。
关于滕公栅栏与三塔寺的关系，就时间而言，三塔寺修建在前，约1445年前后建成。而滕公栅栏若为滕祥私人地产，滕祥1509年人宫，十年后1519年升奉御，随后供职惜薪司，晋升为御用监太监，最后职为司礼监太监。具体何时拥有此地不得而知，但应为任御用监太监以后才获得赐地并修筑宅院，因此滕公栅栏应该形成于嘉靖年间。就具体位置而言，二者虽都位于阜成门外，然而“滕公栅栏”位于阜成门外半里的二里沟，“阜成门外偏北一公里外”m。而“三塔寺”位于阜成门外三里许的马家沟。根据栅栏墓地为“周围墙垣二十亩，南至官道，北至嘉兴观地，东至嘉兴观，西至会墙”[21]515f“欧罗巴修士利玛窦坟在白石桥西”[30]275; +f嘉兴观在阜成门稍北而西，径路两旁多树，自此至双峰寺，北通白石桥观有小阁绝高，西即利玛窦坟”}1}1609，可知滕公栅栏的西边为三塔寺。就面积而言，滕公栅栏占地二十亩，三塔寺面积初建未知，到民国规模仅八亩。由此可知二者大致东西相邻但却并不重合。
利玛窦墓地原貌考证
在利玛窦去世之前，由于澳门都属于葡属殖民地，传教士们一般都在澳门学习中文以后，再前往大陆传教。涉及到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之前去世的耶稣会士，都葬在澳门的公墓内「25]63。比如1591年l0月17日，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麦安东(An-onio d' Almeida)神父残于韶州，利玛窦只有将其
“把棺材膺封起来，等待澳门院长来的时候，再决定埋葬的地方”[35]219。等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神父于1593年11月5日去世时，二人尸体最终“由水路载到澳门埋葬”[35]231。利玛窦在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书信中(1593年12月10日)言及“由于中国不能把亡者葬
在教堂中，外面也无地好葬，视察员神父愿意把两位去世的神父遗体迁到澳门，葬在‘圣地’中”[35]1350随后1606年黄明沙修士在广州受刑而死，“他的遗骸运往澳门，安葬在教会公墓’'[36]5390 1607年8月苏如望神父(Joao Soerio,1566-1607)残于南昌亦是运回澳门。故在利玛窦之前，“至此为止，所有在中国传教逝世的人都葬在澳门神学院的墓地，而且有命令规定凡死在别处的人其遗体都必须迁回澳门葬在一起”[36]617。故利玛窦是葬于中国大陆的第一位传教士。《明史》中记载“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郭外”[15]8460。他在华的坟莹之所“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利玛窦去世之后，庞迪我等人将仁恩寺改造为教堂，取名救世堂，堂中祭坛供救世主圣像。在左边新设一小圣母堂，供罗马圣母大殿的圣母像。据史料记载，栅栏墓地礼拜堂里面的救世主、圣母玛利亚以及圣约翰画像皆由游文辉(ManuelPereira Yeou,1575-1633)所画「3}lOO。而仁恩寺其余砖木等料，皆作为利玛窦筑坟之用。“发引日，大呈仪物，于诸圣瞻礼日举行大祭，枢至莹地，葬于六角亭前，莹地门额大书‘钦赐’二字”[26]319。具体到利玛窦的墓，其墓是由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设计的。墓园为方形，四角各放置一石墩，在古柏四棵中央为利玛窦墓。“西士绘有莹地图，依图丈量，则利玛窦之莹地。尚不及今日莹地之半。利玛窦之墓，在旧莹地东西二墙之正中。墓首有八角亭一座。南北有石漫雨道一条。由土宅院，可以直达利玛窦坟”[26]3310雨道大致“长850英尺，宽170英尺”[14]35，围墙是用坚实的石砖砌成，大致有一人头高。在吉隆神父(F.Guil-lon)于1863年8月20日的旅行日记以及法兰西埃德尔神父(Edel)于1874年12月26日在给格朗迪迪埃(Grandidier)信中所画的写生图中可见利玛窦的墓异于传统「16]31-32:墓碑为汉白玉石碑，璃首方座式。“利玛窦的碑高三尺”[38]，原始“碑高2米，宽09米，厚0.25米”[16]32。碑阳正中书写“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碑文由中文、拉丁文双语书写，拉丁文部分字迹残缺，补充整理如下:
D. 0. M
P CATER) MATTHAEUS RICCI (US)，ITALUSMACERATENSIS, SOC(IETATE) IESU PROFESS(US)，IN QUA VIXIT ANNOS XLII, EXPENSISXXVIII IN SACRA APUD SINAS EXPEDITIONE;UBL PR}t BUS)，CUM CHRI}STIANA) FLDES TER-TIO IAMINVEHERETUR, SOCIORUM DOMICILIAEREXIT.CELEBERTANDEM DOCTRINAEETVIRTUTISOBIIT PEKINI A (NNO) C CHRISTI)FAMA MD-CX. DIE XI.MAII，AET (ATIS) SUAE LIX0.
耳卜稣会士利公之墓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②。
墓碑后的墓棺本身上圆下方，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圆，方若台纪，圆若断木”[39]207。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在1900年走访时描述到其石碑后面墓形为“马氰坟”的形式，又称“蒲锌型。坟”。蒲锌型的坟为长方形，下有台座，台座
高三尺三寸，蒲锌型幅二尺三寸五分，高一尺四寸七分，奥行六尺一寸五分，总高四尺七寸七分「38]0而后方六角亭，供奉着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十字文”③。其六角亭屋脊由璃尾(又名璃吻)装饰，象征传统皇权礼制。肩纹为花蝶纹饰，旁纹以若干象鼻相勾连，组成四方连续纹样。在墓地前堂还有一个双重庭院，祭祀“其国之圣贤”[39]207，此处可能指代在耶稣、圣母玛利亚及十二门徒若干。而庭院门口本有一石暑，石暑底座铭文为“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39]207，然而日暑早已不复存在。针对此墓地，万历皇帝不仅颁发了钦赐法令，而且赐予葬资，派遣大臣祭祀;黄吉
士送上“慕义立言”方匾，王应麟作碑记以载利玛窦生平以及关于墓地选址详情。 16110年4月22日圣堂修造竣工，徐光启、熊三拔和庞迪我商议将利玛窦的遗体存放堂内，并选择11月1日诸圣节下葬。当时文武百官、天主教徒甚至教外人士都来参加葬礼，由熊三拔致哀词，述说利玛窦的生平事迹。“安葬时，光启与众信友，持烛前行，信友四人异棺出堂，抵墓穴，下棺人扩，拿所毁二里沟寺内佛像的铜铁，填人扩内”}40}。徐光启亲自举铲抛土，泣不成声，礼毕后将下棺绳索留作纪念。裴化行的书中记载，+1611年诸圣日，利玛窦神父的灵枢下穴于此纯净化了的土地。从此，在复活了
的中国天主教会起源上有了一座墓地”。
总结
在利玛窦之后，陆陆续续来华传教士葬于此地，随着天主教在华保教权的变化，栅栏墓地内部开始有了划分。最初，由于葡萄牙人享有“保教权”的绝对支配，“葡萄牙人墓地”成为栅栏墓地的主体部分。而罗马教廷成立的传信部为了削弱葡萄牙在华的保教权，亦在栅栏墓地南边墙外修建了意大利人的墓地，称为“传信部墓地”或者“西堂墓地”，此后来自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都安葬在那里。此外，在1724年之前法国来华传教士并没有单独的墓园，去世后都寄葬在葡萄牙人墓地。随着法国传教团的独立，他们在白晋(Joachim Bouvet ,1687-1730)去世后不久在京城正福寺附近建成“法国人墓地”，诸多法国人于1735年从栅栏墓园中的葡萄牙墓地迁到了正福寺墓地。然而耶稣会在华事业随着“礼仪之争”中的矛盾激化而日益凋敝，最终于1773年完全被中断。随后栅栏墓地由法国人管理，先后形成遣使会墓地、仁爱会墓地、圣母会墓地等，此“栅栏”格局基本维持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
在他们之中，有一些为我们所熟知，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安文思、利类思、刘松龄、戴进贤、郎世宁等人，他们的名字早已化作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字符号。还有一些为我们所忽视的传教士，其生平事迹还隐藏在历史中，函待我们进一步挖掘。正是他们穷尽毕生精力，一方面将西方的宗教信仰以及科学、技艺、文化带人中国，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介绍到了欧洲，兴起了“汉学热”“中国热”。墓地不仅仅是他们在华传教的见证、在世生命的终结，更是他们践行信念的标志和一生奉献的精炼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