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比治丧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治丧标准”的变化。笔者在此处所说的“治丧标准”，主要是指在丧葬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丧者家属为逝者所做事宜都能符合当下人群的治丧期望，达到当地丧葬的普通规格，不被当地人在丧后因丧事处理要求过低而被过多议论的一系列程序安排及实践活动的合称。
一般而言，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有关各个地方的不同人群总有不同的治丧标准。以敦煌为例，在改革开放初，丧葬中在主家门口两侧摆上三五个颜色多样的花圈就己经被人们认为是场面极靓的事情;而如今在丧葬中，大门口两侧，上房门口两边同时摆上三四十个花圈的事情早己是屡见不鲜的事了。同样，文革期间人们提到棺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白杨木，而如今，无论走在敦煌哪里，只要问及棺木，人们必异口同声的答道“松木”。这种变化，既有着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着各时期人们对丧葬本身的不同认识。
当下时期，因为生活水准的提高及生活质量的变好，人们普遍愿意在丧葬中讲究排场，这方面的原因无外乎为以下五点:一是想要通过隆重的葬礼来彰显孝顺;二是想要通过葬礼让逝者走的更为安心;三是因为生前尽孝不多，存有通过丧事进行补偿的心理;四是本身经济富裕，想要通过丧事在众人前显露家庭实力;五是意欲简葬，但怕遭人恶评及背负不孝名声，而不得不讲究排场的。
讲究排场与攀比治丧，使敦煌丧葬中的花圈数量越来越多，纸活花样越来越美，鞭炮声音越来越响，丧事花销越来越大。因为孝心与治丧的关联，“道德绑架”现己日渐成为敦煌丧葬不可轻视的现象，风光大葬下的孝心体现和场面浩大的治丧场景，让人们在本是悲哀的丧事面前转移了注意力，也偏离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儒家传统。
同时，笔者还要强调的是，新世纪以来，因为人们过多关注丧葬本身，这也使得一些“厚葬薄养”的悲剧事件反复在本地发生。这方面最过激的例子尤其表现在那些平时就与父母交恶，不能赡养双亲的“孝子”身上，他们往往因不愿意落人嘴舌，而将丧事办得极其隆重。因为丧葬的奢华，他们大多躲过了被家族长辈的责难与惩罚;又因为在待客食物方面的丰盛，他们又侥幸逃脱了被亲朋好友的话问与议论，孝道的成本在此被大大低估，不孝的行径只因为丧葬的一次“合理”而“满意”开支便被彻底遗忘。扭曲了的“孝道”助长了当代敦煌丧事中的攀比现象，也使传统丧葬逐渐失去了祭奠逝者的初衷，更缺少了检验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