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玉杯》有言:“《春秋》之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主作为天下之主，首当其冲应“法天”而行，其墓室形制的建造也是奉行此礼的。由此可知，若想确定臣民的墓室形制，必然要先确定君主的墓室形制，而君主的墓室形制必须比附着“天”而建造。“人主法天”既涉及外在身份地位的效法，又涉及内在性情及处事方式的效法。
《春秋繁露·离合根》记载:“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
《春秋繁露·立元神》记载:“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
君主对天的效法在地位上体现为“位尊”，在性情上体现为“内深藏”“外博观”，在处事上体现为“任群贤”“积众贤”。这种效法在汉代的坟墓建造上则体现出了等级分化与陪葬墓的出现等特点。
汉代的墓室形制是有明显的等级分化的，这种等级分化首先体现在墓室规模上。由于人们深信人死是去往地下世界生活，因此汉代的墓室结构绝大多数是仿照生前居室结构建造的，生前居室大小有区别，死后自然也有区别。有史料记载，汉高祖长陵呈覆斗形，底部东西长162米，南北长132.3米，高31.94米，陵顶东西长40.5米，南北长15.3米，这样庞大的面积臣民是难以做到的。此外在整个汉代，所有后陵的坟墓面积皆比帝陵要小，哪怕开汉代女性掌权先河的吕太后，其陵墓的底部东西长153.9米，南北长135米，高31.84米，陵顶东西长38.7米，南北长13.5米，也是小于帝陵的。这也体现着明显的等级分化。其次，这种等级分化还体现在墓室建筑材料上。除了众所周知的棺的材质区别外，汉代“灵魂不死观念”导致这一时期撑的出现和盛行。《汉书》中记载的撑的材质有石、砖瓦、木等，而其中黄肠题凑为天子之制，《续汉书·礼仪志》下记大丧云:“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刘注引《汉旧仪》云:梓宫柏黄肠题凑撑。”如霍光、梁商等受统治阶级贵宠的人也必须获得君主的赏赐才可以使用黄肠题凑，因此，黄肠题凑可以说是君主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尊贵的象征。
汉代帝陵附近陪葬墓的出现也是对“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的效法。虽然就考古文献资料来看，陪葬墓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似乎在周代时便已成为定制，如《唐大诏令集》就记载“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但在帝陵附近为陪葬者开辟专门的陪葬区域，并按陪葬者生前地位的高低按等级排列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帝陵的陪葬区通常设置在帝陵以东，并在东司马门的道路南北两侧分列，而根据权威部门测量发现秦汉时期帝陵几乎都为东向或西向，因此，陪葬墓的这一布局不得不让人怀疑与皇帝生前的朝仪场面有关。此外，从长陵、安陵、茂陵和杜陵的陪葬墓布局来看，离帝陵东司马门越近的陪葬墓主人，其生前的地位越高。如长陵陪葬墓中，萧何、曹参地位最高，离长陵东司马门也最近;茂陵陪葬墓中，卫青、霍去病、平阳公主等分列茂陵东司马门道路南北两侧之首。这一排列顺序早在《周礼》中就有记载:“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有功者居前”，汉承袭前朝礼仪，陪葬墓的这一排列极有可能模拟着生前朝仪议事场面，而这也体现着君王渴望死后依旧有贤臣汇聚左右，成全其延续“圣君”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