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西方公墓发展历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国内与西方公墓发展历程的相似点如下:
在功能属性方面，中西方公墓承载的功能属性均越来越多，这也导致内部空间特征从规整逐渐转向多层次。
在空间布局方面，中西方公墓均趋向于在集体化(如美军战后纪念墓园)的基础之上体现出个别抽象化(如上海福寿园艺术墓位)的设计方式。
在园区氛围方面，中西方公墓都从直白的情感表达(如直接在基督教堂四周机械排列墓碑)转向委婉的抽象纪念方式(如现代陵园开始强调整体环境空间氛围的塑造)。
与此同时，国内与西方公墓各项要素的差异点如下:
在功能定位与选址上，西方公墓很早就发展成为氛围开放祥和、适宜亲近自然的游憩公园，且基址选择多位于交通便利的城市近郊或市区内，而我国公墓大多数是单纯用来缅怀逝者的墓葬场所，氛围或压抑，或庄重，基址也多位于人烟稀少的城市边界处。
在景观设计上，西方将墓园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纳入城市公园系统整体规划。而国内公墓在城市规划中属于市政公用设施中的殡葬设施用地，大多未将其纳入城市生态系统、青山白化现象严重，绿化面积较小。
在节点设计上，国内公墓多于清明节等祭祖日人流量较大，其他时段反之，而西方公墓从乡村花园式时期开始就己经融于人们日常活动的部分范围中，人流量较均衡，且墓园与公园结合也对祭奠人员的分流起到一定作用(如大草坪式公墓，人们在草坪上休憩、自由穿行)，加上西方从大草坪式时期便开始引入生态墓葬，导致墓区总体密度不高，交通压力小，因此内部空间通常通过线型交通进行组织，且对集散空间的需求较低，一般仅在入口处设小型集散空间，而国内公墓若无节点集散空间极易导致人流堆积，从而较难疏散。
在道路组织上，西方较为弱化道路的存在感，不拘泥于直线道路，硬质铺地材料占比低，而国内公墓道路往往强调直线网格式，铺地硬质材料占比较高。
在边界设计上，西方墓园大多不存在生硬的边界处理方式，多依托地形、植被、建筑与周边自然过渡，我国墓园则多设围墙、铁栅栏等实体边界，较少与周边环境联系、渗透。
在思想观念上，二者安葬地皆选择土地，但国内更强调“入土为安”、追求厚葬和深埋，古代陵园更是选择深挖地宫，地上筑起豪华陵家，或因山为陵，跟势为阔yob。而后者不讲究深埋，墓葬行为更多侧重于地表部分。同时，西方认为死亡是天堂的入口和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开放态度的生死观使其不太忌讳墓地的形式，例如西方很早之前的乡村花园式墓园就是如今草坪葬、树葬等的雏形，他们在公墓实践上不断创新。而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忌讳谈及死亡，这种主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墓园的综合发展，例如遗体火葬在封建陵园与家族墓地时期是很难被接受的，不过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科学丧葬观的出现，人们的思想也在进步，这为我国墓园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行之处。
总结上述，可以看到我国公墓整体发展较慢于西方，且逐渐有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趋势，如前文提到的上海福寿园、武汉石门峰纪念园等也向西方公墓一样在逐渐朝着公墓艺术化、生态化、公园化的复合方向发展。笔者认为，学习西方“公墓+公园”的设计模式的确有助于改善我国墓园当前所面临的阴森感和“青山白化”现象等客观问题，且这样做符合我国长期以来政策层面的要求。但西方公墓需承载的墓葬需求小、人口密度低，尤其是诸如Lakewood公墓这种“风景式”墓园，与其说其是在墓葬功能的基础上发展了公园，不如说其是在公园的绿化景观中设置了少量墓位，直接照搬未必符合我国公墓设计面临的客观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在积极学习西方墓园的优势与长处时，更应在此基础上探求一种符合我国人口密度、具体墓葬需求等客观情况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