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分别是被称为“红事”的婚礼与被称为“白事”的丧礼，红白事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它们象征着生命的到来与逝去，更因为这些事件预示着家庭关系网络的重新整合。《中庸》指出: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不仅仅强调了“事死如事生”是孝道的体现，更强调丧礼是作为一种“礼”的存在，在这种特殊的“礼”中，包含着生活的次序、社会的次序以及家族的次序。所以丧礼和婚礼都不是家庭范围内的事务，而是一种家族性的集体活动，并且两种事务的办理逻辑都依照差序格局式的次序展开。“事生”和“事死”事件中的行动存在一致性，丧礼中不同圈层的人承担着不同的事务，这也象征着他们与逝者关系的远近，这种关系与事务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种刚性的秩序，绝对不能出现混乱。
“闹了人之后，通庄上的人都要来帮忙，但是你是什么身份，才能去做什么事情。有些事情，轮不到你做，你去做了，庄上人只会说你这个人不懂规矩。”
差序格局的大小取决于个体的社会影响，不同家庭的丧葬规模也不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家庭的丧礼规模往往是超越本村范围之外的，丧礼的规模大小往往也是家庭资本的展现。但无论是什么规模，传统丧礼基本都是由以下四类人构成。
第一圈层是逝者的儿女、媳婿、孙子女等直系亲属构成的“孝子孝孙”集团，这一类人以逝者的儿子为核心，他是整场丧礼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停灵期间的祭拜与供奉、向前来悼念的亲属、邻友叩拜，并统筹整场丧礼的相关事宜。第二圈层是家族亲属和姻亲亲属，其中被称为“门房”的家族亲属是整场丧礼主要协助者和相关事宜的落实者，其中男性主要负责给村外亲属送信、记录并暂管礼金、通知村上的人吃“斋饭”等等，而女性则主要负责折银子、哭丧、做斋饭等事宜。同时这些门房家的还需要携带礼金以表慰问并为主家带来经济支持，“门房”是丧礼中最重要的构成人员，协助上溯三代同祖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是先前有过冲突的也会在此时搁置冲突，丧葬活动对于家族的亲属有时也会起到社会团结的功能。
“门房家的人主要是负责喊人吃斋饭、帮着主家送送信之类的，老奶奶就负责去折银子、哭一哭之类的，……。而且死者为大，几十年之前都是一家人，能去帮忙还是要去帮的。”
第三类圈层主要是邻里朋友，邻里朋友主要分为两类，其中那些五六十岁左右并且常年在家的男性被称为“围众”，他们需要轮流守夜并抬棺人葬，这些人在丧礼中往往能够获得一定的酬劳作为补偿，第三圈层中其他的人作为普通的邻里朋友只需要送纸钱以表悼念、吃斋饭即可。第四圈层的人主要是与前两个圈层相关的人，他们通常与死者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只需要前往逝者的家中悼念即可，这部分人在农村的丧礼中占比相当小。参与丧礼仪式的四类人，基本是与逝者存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业缘关系的人，这场维持数日的仪式不仅仅是个体与世界最后的告别，更是个体生前社会关系网络的最终的展演。
但是，当逝者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时，第一圈层的主体就会发生变化，此时处于第二圈层的侄子需要上升至第一圈层并成为主要丧礼的主要负责人，承担原本儿子承担的任务，并且丧礼的场所也需要放置于侄子家中。在丧礼中，家族秩序是压倒了家庭秩序，本来处于核心家庭之外的侄子在家族秩序的规定下一跃成为整个仪式的主角。
“就像CL，他有个大妈没有儿子，姑娘都出了门，侄子就要负担他，相当于CL承的祠，以前的话排位之类的就需要放在他家。”
乡土社会中的家族秩序在丧礼中得到了完整的展演，一方面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而推展出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的行动秩序与其所处的圈层即与逝者的社会关系远近紧密相关，并且血缘群体与地缘群体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行动与行动之间不容逾越。农村的丧礼依照这种秩序进行分工，无形中也发挥了其社会团结的功能，个体的离世并没有摧毁原有的关系格局，而是通过维持数日的仪式将关系网络中的个体重新聚合。另一方面，家族秩序压倒了家庭秩序，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女性在家族性的事务中往往起着辅助作用，“门房”里的女性亲戚只会承担折银子、煮斋饭等工作，关于丧礼的一些实质性工作则由男性承担;没有兄弟的女性甚至不能亲自为父母举办丧礼，而是由“门房”里关系最近的侄子代替，这种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更重要的表示便是家族秩序的核心，家族秩序通过丧礼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丧礼虽然是关于死亡的事件，但在葬礼中行动逻辑依旧是遵循生者的差序格局展开，丧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一场家族秩序的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