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和其功能，要想完整地解释社会现象，同样必须解释清楚它的功能”。①作为化屋苗寨歪梳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牛”祭丧仪式的核心内容是杀牛祭祀死者亡灵。这是歪梳苗祖先崇拜的表现之一，具有严格的程序和很强的象征性，同时发挥着经济扶助功能与家族认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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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功能
化屋苗寨山清水秀，但经济情况却一直较差，主要由于该地为山区，东风电站的修建又淹没了大多数临近谷底的田土，余下的半山土地非常贫瘩，只能种植玉米等作物。化屋村委会的有关资料显示，在1987年，化屋苗寨的人均年收人仅为214元，人均粮食产量仅171公斤;到2007年，人均年收人为1560元，人均粮食产量为424公斤。近两年来，通过兴办民族文化节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该地的经济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到2009年，化屋苗寨人均年收
人增长较快，达到2714元，比2007年增加了1154元。虽然统计数字在不断增长，但根据笔者调查时的亲身感受，当地苗寨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
在这样的经济水平之下，当地丧葬活动中“打牛”祭丧仪式的举行，除了具有祖先崇拜这一传统“仪式”的象征意义之外，也体现出了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功能。
一是丧家费用的分摊。苗族向有丧事喜办的传统，丧葬活动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化屋苗寨歪梳苗也不例外。一旦某家有人，特别是老人去世，几乎所有的村民和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参加葬礼，一般会持续三天或更多时间。在这几天时间之内，丧家要为众多的吊唁者提供较平时生活更为丰盛的酒食。一场葬礼下来，丧家所花费的钱财自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苗寨整体较低的经济水平又决定了丧家的消费水平不可能太高。于是，靠亲戚的资助尤其是直系姻亲家庭的资助来完成整个丧葬活动就显得特别必要。出嫁的女儿、侄女或孙女，送来用于祭丧的“牲牛”，在满足传统“仪式”需要的同时，也减轻了娘舅家在丧葬活动中的经济负担。比如杨姓老人的葬礼，就有直系姻亲家庭所送的4头牛，在献祭完毕后，其女儿给丧家留下一半的牛肉，另外三个侄女给丧家留下3只牛前腿，加上丧家自家献祭的1头牛，在满足整个丧葬酒席所需之肉食之外还略有剩余。并且，丧家并不需要招待侄女家的客人，这也大大减轻了丧家举办葬宇[的经济负担。
二是直系姻亲家庭费用的分摊。一般而言，对于必须送牛“祭丧”的出嫁女儿或侄女等直系姻亲家庭，饲养或者购买用于祭丧的“牲牛”，也是一项颇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杨姓老人的葬礼中，一共有5头用于祭祀的牛被宰杀，其中1头是老人的女儿所送。老人的女儿家共有4日人，即夫妻二人加两个未成年孩子，都以务农为生，自家也没有饲养黄牛。老人去世后，其女儿家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1头黄牛给父亲祭丧，花掉人民币3000元，比当地前一年的人均年
收人要高很多。购买这头牛差不多花去了这一家人一年收人中的一半，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承受的。
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打牛”祭丧仪式中就出现了前文所叙述的情况:当直系姻亲家所献之牛被宰杀后，只需要把一只牛前腿送到灵堂作为祭品，余下的所有部分视情况由送牛的家庭部分或全部在当天z!几饭后带回自己家。这些牛肉被所送之人带回自己家之后，主人便通知自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及村人，明示自己的岳父或岳母已经去世，自己已经完成了对岳父母尽孝的“打牛”祭丧仪式。接到通知的亲戚朋友们，便会在第二天携带钱财或其他形式的礼物前来家里表示慰问，形成丧家酒宴之后另外一场与此相关的酒席聚会。上面提及的杨姓老人的女儿家，用丧葬后带回的牛肉，在家举办酒席招待亲戚朋友，回收了大概差不多2500元人民币的宇[金，大致能够弥补买牛的价格，这对他们一家来说，算是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一个关乎生存的大问题。当然，莫斯的礼物交换原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即某人在这样的场合收受了亲戚朋友们的钱财和其他形式的礼物，当亲戚朋友们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时，他也必须以同等或更多数量的钱财或礼物给予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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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苗寨社会丧葬活动中的“打牛”祭丧仪式，在满足传统象征需要的同时，也建构起了一种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模式。这种费用分摊的模式，主要是在丧家与其直系姻亲以及各直系姻亲的亲朋好友之间发生，即直系姻亲家庭(包括出嫁的女儿、侄女、孙女等)以“打牛”的方式为丧家分摊一定的丧葬费用，而这些家庭购买或饲养牲牛的负担则由其亲朋好友给予资助。这种费用分摊的经济扶助模式，通过相互关联的两场酒席完成，把一种集中的本该由丧家支出的经济负担，通过直系姻亲关系向范围更广的社会人群转移，以减轻丧家及其直系姻亲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负担，其实质是苗寨传统社会经济互助形式的表现。
(二)家族认同功能
涂尔干认为信仰是某个特定团体的共同信念，“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集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每个集体成员都能感受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信念团结起来”。①化屋歪梳苗丧葬活动中的“打牛”祭丧仪式，展示了歪梳苗共同的祖先信仰。借助这一仪式，家族认同功能得以加强，同一家族的人因为有了共同
的祖先信仰而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打牛”祭丧仪式所表现的家族认同功能，主要以如下两种方式呈现:
一是仪式过程中所体现的家族认同。“打牛”祭丧仪式是歪梳苗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对死者及其本家先祖的崇拜。因此，仪式中的祭师，必须由死者本家族中的人担任，原因在于只有本家族的人才熟悉本家族丧葬活动的程序与礼仪。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本家族的人才熟知死者的家族世系及本家族5代以上人员的构成、生卒、龙脉等。在“打牛”仪式中，祭师在献祭时，死者及其先祖们的名字会被一一提起，顺序由近及远，即死者—死者的父亲
辈—死者的祖父辈……(据报告人说，一般追溯到死者的前五代先祖)。他们生平中的重要事迹也会被提及。这样一来，通过祭师对死者先祖及其生平事迹的追溯，死者的家族世系及家族历史一一呈现。与死者同一家族的人在仪式中聚集，一起重温先祖们的故事，从而产生一种较为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并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团结一致以促进本家族的发展壮大。
二是以符号方式体现的家族认同。在仪式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打牛师傅在把献祭之牛宰杀后，会在牛身上涂画一些特殊的“符号”。据报告人说，各个姓氏家族在“打牛”祭丧仪式中画在牛身上的符号并不是同样的，而是各有各的特点。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符号”，并非打牛师傅随意而为，而是有着特殊的家族认同功能。聚居在化屋苗寨的歪梳苗，主要有三个姓氏，即杨姓、尤姓与王姓，其中杨姓是第一大姓，人日超过该村总人日的一半以上。在笔者参加的杨姓老人“打牛”祭丧仪式中，打牛师傅画在牛身上的符号为三个同心的椭圆圈。当时为笔者担任苗语翻译的恰好就是该家族的一位年轻人。他说，只要是苗寨内的人，一看“打牛”仪式中打牛师傅画在牛身上的这三个同心椭圆圈，就知道是杨姓家族有人去世了。同姓家族的其他人，都有义务在此后死者的安葬过程中提供帮助。
以此来看，“打牛”祭丧仪式中画在牛身上的“符号”，在苗寨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苗寨社会内部强烈的姓氏家族认同功能。各个姓氏家族的成员，从小就被告知本家族和其他姓氏家族在“打牛”祭丧仪式中所使用的“符号”。由此，苗寨社会中的这种家族认同“符号”，就被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符号”为表现形式的姓氏家族认同功能，在确保同姓家族认同的同时，亦起着区别其他姓氏家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