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道教也将其奉为三玄之一)一书，被人们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终极根据”，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风水理论自然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方面是风水理论是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的文化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风水师不得不在迎合易学理论的同时，形成了这种风水的理论导向。换句话说，风水师在建构理论体系的时候，必然要寻找合适的、主流的文化理论。在中华文化圈内，他们只能寻找到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
其次，儒家的长幼之分，尊卑之分等都对一个建筑的内部和外部的空间分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宏观上，周代的燕国城市十分符合这种尊卑的次序。整个城市共分三层，中间富贵人家，第二层是一般的居民，第三层是生活困顿的老百姓。微观上，居所也要分为的主卧和侧卧。如扬州清末盐商故居“汪氏小苑”的“组群布局规整:住宅前后中轴贯穿，左右两厢对称，体现儒家中庸之道思想。正厅旁厢边廊，堂后寝室耳房，体现尊卑有等、男女有别的封建伦理观念。构屋取奇数组合，体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神秘风水意识”。《黄帝宅经》中提到，“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故宅者，人之本”。这段文字说明在古代中国住宅要与儒家人伦相匹配，否则就会有灾难降临。儒家对风水选址布局的影响也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例如，陈独秀在《随感录·阴阳家》一文中曾说:“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乱，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俊，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可见，宗法的影响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风水理论所涵盖的范围。
又如，以礼治天下的儒教将丧礼列为人生诸种礼义种的第一大礼，“葬先荫后”的理论即是出自儒家。前面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然而，明清时期，同样也是儒家的学者对风水进行了大批判，对移风易俗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这种批判也表明，风水实践与其神秘理论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剥离，否则就不可能有不同时代的不同儒家分别褒贬其学说及其与儒学的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