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我们在主体间性的逻辑下将“鬼师文化”和“鬼师”平等而视，在分别淦释了二者背后蕴含的意义后，以曹友林、曹正阳两代“鬼师”的人生史为案例分析了“文化与人”之间互动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次回归到曹氏两代“鬼师”的人生史当中，在此前分析的基础上反思这些成为家族“鬼师”的族人的人生，找寻“鬼师”文化得以引起族人文化认同的机制与原因。看看这些成为“鬼师”的族人究竟是不是基于自身己有的知识储备和脑力机能，对“鬼师文化进行联想、理解的思维加工，以至于最后实现文化认同。
首先，对“鬼师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以姓为界，对姓氏的认同。回顾第二、三章关于“鬼师”曹友林、曹正阳人生史的文本书写，还有哪些场景依旧是萦绕在我们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呢?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一个人物的生命中，去跟随他们的回忆体悟他们的生命历程，追寻他们的生命史学，我们将发现这些成为“鬼师”的族人对于“鬼师文化”的认同首先是以姓为界，对姓氏的认同。谈到“鬼师”，我们可能会想起友林的身世，想起他出生于苦难又被生父抛弃的无助;想起他回到曹家居住后，在夭折的五妹手中塞下一节电池时，脸上烙下了父亲的掌印;想起他在母亲去世后听闻父亲给异姓家族做“鬼师”时内心的愤慨与仇恨。这一切的情感，都来源于族群个体在脑海中对于“家庭”这一概念的形塑，而这个“家庭”又是归属于“曹氏”这个苗族家族的，严格区别于其他家族的范畴，曹正阳对于“鬼师”文化的认同同样经过了这个阶段。民间为了男丁好生养，常常在男丁幼年时为他们认干爹，通过跟随外家而姓、再取一个“贱名”等手段，实现男丁健康成长的目标。曹正阳的堂哥曹么孔曾经就是跟随孔家而姓，而曹正阳在出生之后则是跟随杨家而姓。不同的是其他家庭都是在小孩9岁或12岁时改回本姓，而曹正阳的父亲由于对家庭的遭遇怀有仇恨，便没有主张让曹正阳改回本姓。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曹正阳个人逐渐对曹氏产生着认同，并主动提出要改回本姓。想起9岁的正阳因为憧’憬着回到下坝的生活而每天默背着一句苗语;想起这个终日对苗语难以启齿的青年将父亲与自己的日记交给笔者的那一瞬间，最终打开心扉说出了一句母语。可以想见，在他尚未察觉的一言一行中，他都在步步走进苗族文化，去勾画那片属于他的苗乡。
其次，第二层认同是在姓氏认同的基础上，对于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制度的认同。关于“鬼师”这种丧葬仪式上的族群角色，虽然平日的生活中与其他成员罕有区别，但是这角色一定程度上拥有着高于其他同胞的社会地位，代表着这个姓氏所属的家族中最具权威的、可以引领族人找寻归宿的权力。需要注意的是姓氏认同和家庭制度认同，都是可以克服知识文化、社会阅历、地理环境等条件而存在的认同。对于像友林这种工作之后就很少回到歪梳苗文化圈，正阳这种几乎完全远离歪梳苗文化圈成长的对象来说，即便拥有对这两个因素的认同，如果没有接触过“鬼师”执事，又如何形成“鬼师”认同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时间-一这种认同是在漫长的生命演进当中不断形塑的，并非一朝一夕或某一事件的突然刺激;其二是空间-一这种认同不是形如传播学派所言的接触论，而是族人被统摄于一个远大于苗族文化圈的文化空间当中。因此，正如《精神镜像》的导言中吴晓妮①(2006)所言，作为R. G柯林伍德的早期哲学思想，《精神镜像》的内容形成了柯林伍德的第一条历史原理“历史应当被视作在当前依旧存活的一个过程”，而后这一原理又演变成三条著名命题，分别是“一切历史皆为思想史”、“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的思想在其头脑中的重演”、“历史知识作为一种过去思想(在当前思想背景中)的重演，通过与当前背景的对立，被限制在与当前思想所不同的范围之内”。
柯林伍德在《精神镜像》中较为全面地将人的知识谱系归纳为宗教、艺术、历史等门类，并论述了尽管通过单一门类的知识体系可以认知世界，却也存在着相应的缺陷。但他的论述还是难免让人产生唯心色彩的质疑，究其原因在于他的论述基本上是没有实际案例的归纳演绎。事实上，他己经为我们描绘了一面智慧之镜，在这面镜子的倒映中，人们得以剥离他人的偏见，看见自身的样貌、反思自我的存在。既然通过近百年的学界探讨后，采取本体论主体间性的视角有可能规避相关的误区，那么我们在此将柯林伍德的几条历史原理中的字眼换一种格式来理解，将“鬼师文化”与“人”作为平等交互的两个主体来看待。因为“人生史”也是一种“历史”，所以我们将柯林伍德原理中的“历史”改称“人生史”，例如:“人生史应当被视作在当前依旧存活的一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人生是己经发生的既成事实，生命的过去影响现在、现在铸就未来，在书写人生史的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生命体本身也是在继续演进、持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记录下的只是落笔时的过去，而这鲜活的生命(历史)在我们执笔的同时还在推进、依旧存活。这些作为“鬼师”的苗族人是这样，他们所坚守的“鬼师文化”如若被视作一个生命体，那么“文化史”的演进也是同样如此。除此之外，另外3条定理的推论也可依据此方法展开。
笔者看来，如若将“鬼师文化”视作文化史、将“鬼师人生”视作人生史，那么“鬼师”对“鬼师文化”产生认同的交互过程同样是一段认同史。而这段认同史正是在以上两点认同(姓氏为界、父系家长制度)的基础上迁移知识储备、建构知识地图、跟随其人生演进，在不断形塑这幅地图的镜像中自觉进行文化复合、产生文化认同的过程。所以，曹氏两代“鬼师”的人生史最终标示着他们各自的精神镜像形成的历程，他们所形成的“鬼师”文化认同，正是对所属族群运行机制的认同。
当我们聚焦于歪梳苗的族群运行机制，反映出的是歪梳苗族人对于父系血缘家支结构的认同与捍卫，这种认同与捍卫并非仅仅体现于葬礼期间，而是根植于他们的生命当中，只是葬礼上这种认同与捍卫得到了强化。体悟这两代“鬼师”的一生，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庭乃至家族所饱含的复杂情感。是对母亲的思念与澳悔、对父亲的尊重与憎恨、对曹氏的忠实与保护、对死亡的认知与寄托，是说不出口的悲痛，也是口头上死咬不放的愤慈。追溯生命史学的冗长繁复，使得我们的文本书写也稍显繁复，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可能真切地记得生命中每一件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更不可能客观全面地回溯某一事件饱含的复杂情感。正如曹友林这一生对于父亲的印象都是恨，因为弃婴、因为继母、因为分家…这些种种仇恨的体验充斥于父子间的交互，但只要有那么一瞬间，一个在遭受其他家庭责备的时候父亲义无反顾保护孩子的瞬间，一个战时儿子报名参军而父亲极力劝阻的不舍瞬间，就足以撼动我们对于这父子俩关系的界定。因此，关于两位“鬼师”人生史的书写，笔者思考再三、反复选材，所呈现出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对白在他们对“鬼师”文化形成认同的过程中，都不应该被视作繁杂的叙事，因为生命就是一个不断演进、持续影响、依旧存活的过程。他们每一代人的人生都是一个在多元生命体验中围绕父权制的捍卫而自觉进行文化、经历、言行复合的过程。从他们的人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歪梳苗的“鬼师”己然不再是一个富含迷信色彩的巫师，而是一个剥离了宗教色彩的、以维系家族平衡为目的的、率领族人实践文化自觉的族群首领。这与笔者在2016年7月造访内蒙古鄂尔多斯时，成吉思汗陵的世代守墓部落达尔启特人对于“守陵”以及“成陵圣灯永不熄灭”的淦释不谋而合。这些成为“鬼师”的人怀抱“鬼师文化”先是进入了亡魂的世界，在无数次家族丧葬仪式中体悟着生存与死亡的隔阂，而后与这文化一同摆脱了政治、教育、宗教等社会因素编织的巨网，在超越时空的变幻间引领族人走向了人与文化在天地之间和谐共生的归宿。
当我们拉长焦距，从歪梳苗的族群运行机制不断外扩时，我们所看到的将不再是局限于“歪梳苗”标签的单一族群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甚至人类文明不断向族群渗透的思想史。这场思想史的演进由各族群的成员主持，又反过来影响相应族群的发展。当我们还在惊讶神秘的苗疆部落存在“鬼师”，当我们还在感慨神秘的“鬼师”文化终将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走向弱化时，我们发现这些于当代而言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族群文化，饱含着自宋以降中国思想史的推演痕迹(沟口雄三") ( 2014，李泽厚(2003。随着王权弱化、民权强化的推进，土地不断由王朝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型，在不违背王权天授这个“天”的伦理下，族人们自主地进行着丧葬用地的交换(一种不考虑价格与价值的交换)，而这片土地的选取与交换则是由族群领袖“鬼师”来主持，即便是进行了多轮土地改革、实现土地国有化的今天，苗族同胞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不违背“天”的逻辑下维系着族群的运行。说完土地，我们再回头审视“鬼师”的角色。当我们把“鬼师”从丧葬仪式中抽离，洗去其民族信仰的色彩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族群精英的诞生。
历经宋、元、明各代之后，我国的教育体系不断向地方延伸。尽管朱子学对于乡村地主阶级的关注和教育并未引发民众对于社会秩序形成道德责任，但是随着阳明学在明中叶之后于乡村社区的活跃，乡村共同体的规范开始形塑。基于“君一官-民”的自上而下体系也逐渐找寻乡村地主制作为基层制度，而这些维系基层制度稳定的“地主”在相应的族群内也就逐渐演变成类似“乡绅”的存在。追溯曹氏祖先在明洪武年间以“镇压边民”之命开赴西南或许太过遥远(所以我们暂且不谈这些身为将官的曹氏祖先)，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基于本文中的人生史回溯到半个世纪之前，曹友林的外公王昌顺在被打倒之前就是当地的“地主”，而“地主”的女婿曹回信同时扮演着曹氏家族“鬼师”的职务，这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绝非是掌握“鬼师技艺”就可以解答的。经历了家庭变故之后，曹友林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守望着家乡29年，在自身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他为下坝百姓引水、修路、架桥、通电，这些看似与“鬼师”学艺无关的人生，何尝不是曹友林在新时代以一种“新乡贤”身份出现在苗疆并服众的力证。再到年轻的“鬼师”曹正阳，他从小就没有在下坝生活、成长，却一直是族人向外界炫耀的谈资。当这位年轻的族人决定回到故乡后，他除了是“鬼师”的继承人，也是当前牛场乡建设的生力军，他的文凭、他的技术、他所引进的资源，以及他为苗族社区带来的世界文明的冲击，都是家族前辈无法企及的。
可以说，每一代“鬼师”都在认同着他们的家族、他们的血缘、他们的族群运行机制，这些机制是无论遭遇任何文明的冲击都埋藏于心的文化(至少过去的五十年是这样的)。在这文化的统摄下总有这么一些族人，他们或许出生苦难、或许远离苗疆、或许对母语难以启齿，但只要这根植于“天”下的刺竹不弯、漆树不断，他们终究会成为指引族人走向故乡的“鬼师”。对于曹氏苗族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尚有自家的“鬼师”;而对于遗失自家“鬼师”的家族来说，他们或许并非不幸，因为曹正阳一类的新苗族人，他们的影响将不止于家族界限。最终，“鬼师”在每场丧事的最后为亡者诵念的《指路经》，不仅记录着远古时代苗族人的居住格局、生计方式、家庭结构、社会等级，而且是用最宏亮的声音在最寂静的山谷间向族人们传达着苗族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苗族人向往的死后生活，也是苗族人追求的现世幸福，更是他们平日里不可言说却依托死亡传递出来的族群运行机制。“鬼师”所主持的仪式、所吐的词句，都将为每一位亲临仪式的族人内心形塑一面文化之镜。在这打磨得金灿灿的文化里，倒影着一位年轻的父亲牵着他的孩子，而那孩子也在镜面里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