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考古发现中的墓葬和祭祀坑材料已经可以比较生动地展示祭祀和丧葬中的奉献饮食仪节，而随着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国文明的到来及礼制建设的加强，墓葬与祭祀坑材料中和祭祀与丧葬中奉献饮食仪节直接相关的内容更为丰富，王国时代以后的相关材料更是蔚为大观。
通过本文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沿袭自早期巫术时代的奉献神灵和魂灵以酒的习俗始终非常兴盛，相关器具众多，仪节繁褥，主持与参与祭拜活动的人员也需要礼仪性地饮酒，早期彩绘陶礼器与漆木礼器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酒礼器，包括储酒礼器、斟酒礼器、饮酒礼器与握酒礼器等，作为饮酒礼器的二里头三期的青铜爵是王国时代最早出现的容器类青铜礼器，青铜爵直到西周早期都是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类别，西周中期以后，虽然青铜酒礼器逐渐稀少，但漆木与陶瓷酒礼器等日渐兴盛，酒依然是中国古代贵族祭祀与丧葬中必须奉献与使用的物品;在酒类贡品始终重要的同时，动物牺牲肉的奉献也一直非常重要，袁靖教授曾提出“食以肉为上”的论点，非常有道理。这种“食以肉为上’，可能主要鲜明地体现于丧葬与祭祀活动中对神灵和魂灵的“饮食”供奉上，而非贵族的世俗生活方面。在中国古代高级贵族的丧葬与祭祀活动中，以祭拜天神地抵神灵与列祖列宗魂灵为核心，而诸种祭拜内容以“食”为重，“食”又以供奉动物牺牲肉为上，即袁靖教授的“食以肉为上”。袁靖教授在论述中国家猪人工饲养起源时，曾提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内蒙古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养猪的原因可能和原始宗教有关。罗运兵先生也有类似的认识。李志鹏先生等学者认为晚商殷墟墓葬二层台上随葬的牲腿，可能来自行遣奠礼所供奉的“食品”仁侧，下葬时将其埋人墓中，谓之曰“苞牲”。体现在商周青铜礼器上，烹煮动物牺牲的青铜镬鼎往往是标示身份等级的核心重器，而成列盛装动物牺牲肉的升鼎则是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即令在郭宝钧先生所云的“重酒礼器”组合盛行的商代，镬鼎和升鼎也是青铜礼器的重心，并且等级越高的贵族拥有的青铜礼器中，这些与动物牺牲奉献直接相关的青铜鼎类器越突出，所谓商人有“重酒组合”的制度，一定不能掩盖商人高级贵族对于食(尤其是食肉器)的看重。从几千年的长时段观察来看，如果非要在“酒”与“肉”中选一个更基本的项目，可能应该倾向于“肉”。由此看来，袁靖教授的“食以肉为上”，在中国古代祭祀与丧葬礼仪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薛家岗、清凉寺、陶寺与石赤遗址均出土较多的带孔玉刀。带孔玉刀也是二里头王国最为重要的四种玉礼器之一(另外三种分别是象征王权与军权的玉钱、象征王权的玉璋及象征祖先崇拜的玉柄形器)。“食以肉为上”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特点，晚商以来牛牲肉是最高等级的牲肉，而肉还可以分种类，熟的肉称为妻，生的是汽，将生肉用镬鼎煮熟，煮熟后在案姐之上，以上述带孔玉刀进行切割处理，然后置人列(升)鼎之中，最后将若干件盛满动物牺牲肉的列(升)鼎成组摆放于布置好的祭拜场所的神席之上，供神灵与魂灵或其“扮演者”—尸“享用”。在“饮酒”与“食肉”的同时，谷物类饭食的奉献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万物有灵观念的驱使下，上古人类认为对神灵和魂灵进行植物类食品献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部分地区最早的家猪(或其他动物种类)饲养动机可能与供奉神灵或魂灵的需要有关，其实不能排除部分地区最早的野生植物驯养可能也与供奉神灵或魂灵需要有关。动物与植物各有特点，不能互相替代。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祭祀坑与良诸古城莫角山台城东坡均发现大量的粮食遗留，应该与奉献神灵和魂灵密切相关。古代帝王必须亲耕籍田，产出上好的集盛，以供奉天神地抵与列祖列宗魂灵，就是这个传统的不断延续。早期以各类彩绘陶礼器或漆木礼器盛装蒸熟的谷物类饭食进行奉献，青铜礼器则逐渐固定到青铜篡及其衍生品类上，一直到秦汉时期还在坚持，更晚时期也在不同程度地展示。
因此祭祀与丧葬中，奉献“饮食(吃喝)’’是核心内容。其中饮以酒为上(尚)，但牺牲血液不可偏废;食以肉为上，但谷物类饭食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