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仪式的研究一向精彩纷呈，成果颇丰。在这里不对繁复的仪式理论作系统性回顾，仅对与本文论题研究的方法论密切相关的仪式象征、仪式与秩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做简要梳理。
彭文斌老师在《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对仪式研究的各种理论，认为学界的仪式研究形成了“神话一仪式学派、结构一功能学派、实践一表演学派、宗教现象学派、心理学派、象征文化学派等……象征文化学派(Symbolic-Cultural School of Rituals)也称为象征学派(Symbolists)、文化学派(Culturalists)或象征一文化学派(Symbolic Culturalists)，与功能主义将象征与社会组织紧密联系不同，象征一文化学派强调的是文化系统的独立性和与语言相似的特质，以及象征意义的交流和传递。从象征的社会表述向象征的文化意义转移，文化作为意义、价值观和情感的主要层面，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组织，文化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与社会层面交汇，相互作用，构成一整体。”下象征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维克多·特纳(Tuener V)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一般还把英国的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和玛丽·道格拉斯(Douglas,Mary等也作为象征学派的人类学家。
特纳最著名的象征人类学作品有《仪式过程一结构与反结构》、《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象征之林一恩登布人仪式散论》，他继承了法国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的“三阶段论”，并进一步将仪式过程“结构化”，把仪式过渡前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称为“闽限阶段”C liminalphase)o“特纳是把仪式象征作为社会的一种“具体而微的模型”，试图借助仪式研究来透视社会，从而开拓了象征人类学研究的一条道路。玛丽·道格拉斯(Douglas,Mary)也关注思想的结构(仪式)与社会的结构之间的关联，也把象征体系作为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的中介，
仪式象征、仪式秩序在国内的研究是深受国外学者影响的，其特点是“不单纯执着于仪式本身的功能性分析，关注仪式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中如何存在和运用，关注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仪式作为社会认同和社会动员的方式所拥有的作用”。一些在国外接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学者是最先将仪式象征、仪式与秩序关系的研究带到中国的本土文化研究中的，这方面的代表有王铭铭教授，代表文章有《村落姓氏与权力一一威海资料偶得》、《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一一福建溪村祠堂议事活动的考察》“等;另外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收录了一批围绕仪式象征及特定社区群体文化的特质和演变进行讨论的文章:《灵验的“遗产”一一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 (王铭铭)、《围绕历史资源的非线性实践一一从黑龙潭人的仪礼活动看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罗红光)、《溯源与顺流一一对纳口村民祭拜白蒂拉姆女神仪式的文化解读》(翁乃群)、《都市里的象征舞台一在京蒙古族那达慕及其符号解释》 (纳口碧力戈)、《区域信仰一仪式中心的变迁一一个赣南客家乡镇的考察》(刘晓春)、《传统的断裂与复兴一一凤凰村信仰与仪式的个案研究》(周大鸣)、《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一一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刘铁梁)、《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高丙中)、《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郭于华)。其中，运用仪式象征与秩序理论研究客家文化的刘晓春还有其博士论文《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利与记忆》。
近几年较近的研究著作还有郭建勋的((互动与区分川西鱼通人的信仰、仪式与象征的秩序》、四川大学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张月琴的《仪式、秩序与边地记忆一一民间信仰与清代以来堡寨社会研究》
总体上，国内学者对仪式象征、仪式与秩序的研究都基本是运用国外仪式理论系统来解读中国本土典型社区群体的民间信仰、社会记忆、仪式活动、权力秩序等，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