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任何行为，尤其是传承己久的充斥着仪式感的行为，一般都会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的传统葬礼所在。关于中西方不同的葬礼仪式，文化的差异溯源于生死观的差异，中国更多是为了活人的仪式，希望通过各种仪式使逝去的亲人在未来世界可能以给予自己更多回报的礼仪，而西方葬礼表现则会更为纯粹些，只是为了亡者本身举行的仪式。
中国人在举行各种节庆仪式和巡游活动中，有时也带有一丝戏剧性。例如通草画中《嫁娶》和《丧葬礼仪图》，一个描绘婚宴，一个是描绘葬礼，当中都不乏许多外人的参与，这些即便是家庭内部的仪礼也能变成“台上”的事情。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生老病死，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相应的人生礼仪，不同的仪式就像是不同阶段的见证人。如此说来，葬礼也是人生阶段的见证，在不同的社会风俗里，葬礼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丧葬礼仪图》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形象，便是孝子孝女跪坐在地上“哭丧”，这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丧俗中至关重要的仪式。而西方的丧葬仪式与基督教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的丧葬礼俗手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认为人死后灵魂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轻视肉体而崇尚灵魂的升华，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推崇简丧薄葬。
丧礼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西方美术史中不在少数，《奥尔南的葬礼》便是其一，画面描绘的是在一个小镇上举行丧礼的故事，若是从葬礼仪式去分析，描绘的应是最后一个下葬的步骤，画面中刻画了数十位人物形象，分成几列来参加死者的入葬仪式，人物形象除了亲属外，还由牧师和法官等形象，虽然人物的身份不同，但他们皆呈现出一种自然、朴素的状态，在刻画亲属时也没有刻意表现出悲痛的神情。画面中央能看出挖好的墓穴，掘墓人跪在挖好的坟墓边缘，似乎正要把尸体抬下去。画家并没有从人物表情下手去渲染葬礼的氛围，而是从人物身后阴霆幽暗的天空去表现葬礼的悲凉。
《奥尔南的葬礼》与通草画中的《入土为安》都诞生于十九世纪，并且描绘的都是丧葬礼仪中的下葬仪式，从两幅作品当中对于人物的表情动态刻画可以看出，两国对待生死的不同表现，在西方葬礼上，亲友们自然也会有对逝者的不舍与伤心，但不会像中国人那般重视哭丧的形式感，在画面来看整个氛围显得比中国轻松许多。
另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在礼堂中举行送葬仪式，中西方对于丧葬的不同之处亦表现在仪式上，西方的丧葬事宜一般由殡仪机构或承办人来具体安排，并多在教堂举行。他们同样也有浴尸、更衣、停尸、送葬等程序，区别之处在于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浴尸这一步骤通常由亲属或家中的小厮执行，而在西方，是由牧师主持替亡者尸体洗浴，意味着替死者洗去生前的罪过。除此之外，中西方对于停尸的地点也不同，中国的停尸处通常是在家中祭奠祖先的地方设立灵堂，而西方的停尸处一般在教堂，由神父举行追悼会。并且在西方的习俗中，无论是在教堂举行初丧时，无论是送葬路上还是下葬时，亲友都不能大声嚎哭，只能默默地流泪，意味着不要打扰死者的灵魂。基督教的丧礼其实是一个庆典。虽然丧礼当中也有眼泪，但更多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悲伤和对重生的信念。反观在中国葬礼仪式的描绘上，亲友皆跪在在一旁嚎陶悲戚地大哭，从心理根源上看，西方生死观认为死亡是更好的生的开端，人生在世不过是一场过渡，既然生的价值是为了追求死后的幸福，那死亡便不是可怕的事情。但在中国传统生死观则认为死亡是对个体生命的剥夺，因而心生恐惧。
在西方绘画史中，能看到不少以葬礼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如《奥南的葬礼》、《阿塔拉的葬礼》、《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帕特格勒的葬礼》、《圣母之死》、《基督下葬》等等，画中所描绘的人物葬礼既有宗教人物、名人也有普通民众。这些葬礼题材仿佛对于艺术家们而言只不过是众多题材之一，至少并不是需要忌讳的事情。事实上，它反映了中西方人在生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也对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但凡是逢年过节前后、移居新屋、升官进爵、婚嫁生子等，都伴随着一系列具有祈福还愿意味的仪式和行为，各项仪式虽目的有所不同，但在举行这些庆典时中国人大多要选择一个庆典的吉地，这个吉地自然是要远离墓地。当我们在墓地祭奠祖先时，虽然都会怀着对先人的怀念，但同时会产生对于长眠地下的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是强烈的，所以除了清明专门祭拜祖先的时候，其余时间人们都避免去墓地。但在西方社会活动中，人们能够在同一地点，举行婚礼，举行葬礼，参加礼拜等等。不同的行为模式折射出，东西方生死观念的不同，西方人把人的诞生与死亡看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他们能够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种自然规律的事情。
中西方对于丧葬不同的情感，将各自的习俗信仰融入到丧葬仪式当中，传达着不同国家人们对于己逝之人的追思，超越了形式本身，追求着灵与心的交流。中西方对于丧葬礼仪刻画的绘画作品中展现了不同的社会风貌，了解、知晓这些礼仪更有利于我们直观地去研究和解读文献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