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与辽宁的鼓吹乐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汉代，鼓吹乐兴起之时，山东大地就己流行，如长清孝堂山石祠石刻的黄门鼓吹，诸城前凉台汉刻中的伴奏乐队等就是最好的见证。在随后的几千年里，鼓吹乐开始在山东大地盛行。早期的山东鼓吹乐多被统治阶级所用，是宫廷、军事、仪仗等大型活动的所必需仪式性音乐。从清代雍正皇帝开始，国家将官署乐人从供养改为付酬，同时恢复他们的民籍。作为主要礼仪用乐的鼓吹乐从国家礼制用乐转而面向民间社会，成为民间礼俗的主要用乐形式，鼓吹乐在民间进入发展新阶段。
从明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衰落，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加剧使得农民起义不断。为缓解阶级矛盾，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生产的经济政策，经济的恢复和繁荣让广大的农民在精神和思想上都得到极大解放。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大批农民在得到人身自由的同时，更多的参与到民间艺术的实践活动中。山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礼仪之邦”，鼓乐作为仪式音乐的主要代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明代以来农民的积极性与自古重视礼乐传统习俗，加速了明清时期山东鼓乐的蓬勃发展，直至几百年后的今天都未曾断绝。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辽宁鼓吹乐的兴起年代尚难弄清。但在近年出土的辽代木撑奏乐壁画中，《满洲实录》的“太祖大宴群臣”图和“太祖率兵伐乌拉”的插图中，均可以看到现代辽宁民间鼓乐乐器的影子。其中“太祖率兵伐乌拉”图的场景发生在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兼并乌拉时后金政权仍未建立，“汉宫衙门”仍在赫图阿拉(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乡)，所以当时的燕乐、军乐不像皇太极时期那样受到明代宫廷影响，基本取之于民间。‘明代时期辽宁与山东划为同省进行管辖，两地之间的往来最为密切，这时辽东地区的汉人也占到了十分之七，所以山东人在辽东汉人中占到了绝大多数。由于山东鼓乐在明代以来就己得到蓬勃发展，由此可以推断，这时的辽宁民间音乐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山东民间音乐的遗存，因此山东鼓乐对辽宁民间鼓乐乃至清宫音乐都有重要影响。
辽宁与山东的交流从清代开始逐渐频繁，其中交流的最大载体就是移民，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辽南地区。清代蒙古旗人博明在《凤城琐记》中云:“奉天南滨大海，金、复、盖(奉天的金州、复州、盖州)与登、莱对岸，故各属皆为山东人所据。现在的金州、复州、盖州皆属辽南。人是文化和信息的载体，人口的流动实际上也是文化的流动。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海禁解除之后，辽南沿海的诸多港口与关内海路来往络绎不绝，尤其是海城的牛庄、盖县的西河口、大连的旅顺港，他们不仅是关内外主要的贸易集散地，更是文化的交流之区。自清以来，辽宁民间鼓乐以营口县、海城、鞍山、辽阳、盖县、复县、金州、庄河、山由岩等地为极盛之地。斗所以，山东移民在辽南地区的富集给辽宁鼓乐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对后世辽宁鼓乐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如著名的庄河双管乐即由山东传入5;辽阳现最具代表性的鼓乐班是辽阳县刘二宝镇山东村的王家鼓乐班等等，都是山东鼓乐在辽宁遗存的表现。
山东与辽宁的交流使得山东人民的“闯关东”己在当时成为一种传统习惯，并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就山东向辽宁的移民而言多呈现集中的地区性的特征:“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2以青州、莱州、登州的移民人数为最，将明清山东版图地图与现在的山东行政区域图对比看来，当时的三府的区域应为为现在的潍坊、青岛、烟台、威海四市。而这三府都地处胶东地区，当时的胶东几乎家家户户都要闯关东，年轻人不闯关东会被家乡人视为没出息。3到了民国时期，山东移民由原来的登、莱、青三府，向西扩大到沂州府各县，19271929年流亡东北的山东难民中，沂州、济南、泰安三地占了67. 27%0‘但这时辽宁人口和耕地的比例己基本饱和，此时的移民多从辽南登陆后向北迁徙到吉林和黑龙江等地。
由此可以得出，如果说山东对辽宁影响较大的话，那么胶东地区对辽南地区的影响最为突出，鼓乐方面亦如此。具体说来，胶东地区包括了整个胶东半岛，即现在山东的潍坊、青岛、烟台、威海四市，鼓乐分类上属于鲁东鼓吹乐派。辽南地区囊括整个辽东半岛，有大连、营口、鞍山、辽阳等市区，鼓乐分类属于辽南鼓吹和辽东鼓吹。
当然，辽南和胶东仅为山东与辽宁鼓乐交流的集中地，在两地的其他地区中也能找到鼓乐融合的踪迹。所以，对于山东与辽宁的鼓乐研究范围除了从史料和历史渊源进行推断外，还应结合鼓乐的具体音乐形态特征进行判定，才能更好地将辽宁鼓乐与山东鼓乐加以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