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人死后，很注重尸体的保存和埋葬，一般都不采用火化的处置方式，尤其是契丹贵族们死在异地他乡，都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其尸体，运回故里或祖莹安葬。《资治通鉴后汉纪一》载:太宗耶律德光攻梁北归，“行至亲城得疾，崩于杀狐林。国人剖其腹，实以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把’”。这是对于皇帝尸体处置方式之一例。契丹大贵族客死外地的亦如法处置。宋人刘跋《暇日记》载:元枯七年(1092年)贺正旦使耶律迪卒于滑州，虏人倒悬其尸，出滓秽口鼻中，又以笔管刺皮肤出水，以白矾徐尸令瘦，但令支骨以归”。这是在宋使章频病死于辽国以后发生的事，于是宋廷比照辽国对待宋使的礼遇，予以隆重治丧，并尊重契丹人的葬俗。太宗死于大同元年(947年)，耶律迪死于大安八年，分别为辽早期和晚期，由此可以得见辽代契丹人中通行这种保存尸体的方法。
南宋人文帷简在《虏廷事实》中曾归纳辽代契丹人的保存尸体方法，他说:“唯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采缝之;又以尖苇筒刺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日为‘帝把’，信之有也”。他将破腹洗涤实以药物与面具网络混为一谈。这种方法有的同时使用，而罩面具网络的不一定都破腹洗涤再塞以药物。如察右前旗豪欠营六号墓出土有一具完整的女尸，罩有铜面具和铜丝网络，经解剖检验，内脏俱全，未经过破腹洗涤，也未见塞填药物，只得知女尸掌骨、尺骨、胃区、下腹部五种组织中含铜量均偏高;胃区内检验含有砷，其含量为100克干组织中含833微克，而下腹部没有检出砷，是死者生时中毒还是死后灌入的尚不明白。尸体罩以铜面具和铜丝网络，在客观上具有保存尸体的作用，并不一定是使用这种葬衣的主导思想，这种金属葬衣与契丹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豪欠营墓铜面具和铜丝网络对于保存尸体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六号墓女尸出土时表皮呈棕褐色，皮肉硬而又有一定弹性，类似皮革，经检验头发里金属元素铜含量高达正常含量的一千倍以上，尸体周围有大量的磷酸铜与硫酸铜的化合物，而这些磷酸铜具有轻微的杀菌防腐作用，硫酸铜与皮肉长期接触产生化学反应，可使皮肤逐渐皮革化。
辽代契丹人保存尸体的方法，不仅有上述《虏廷事实》所记方式，而且考古材料中还有用水银和木炭两种方法。为了保存耶律迪的尸体，未曾破腹洗涤，而是倒悬出水滓，刺肤出水，涂以矾，宋廷还曾“赐龙脑水银以硷。这种中原地区富贵之家保存尸体的方式，也曾见于建平殊碌科墓，尸床上出现很多水银。如果豪欠营六号墓女尸腹中的砷是死后灌入的，也是一种使用水银的方法。新民巴图营子墓的尸床下部发现了很多木炭，用以吸水去潮以保存尸体。
契丹贵族死在他乡后，一般都将尸体运回乡里安葬或归葬祖垄。加耶律延宁为羽厥里节度使，因疮疾死于任上，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于统和四年(986年)归葬兴中府之白崖山，在今朝阳县柏树沟村;又如耶律宗政于清宁八年死于武定军节度使任上，其地在今琢鹿县境，次年以归葬祖宗之寝庙为名，葬于乾陵，在今北镇县龙岗。这些从墓志铭上得知的安葬尸体情况，分别属于中期和晚期。
契丹人一般都是埋葬尸体，而不是实行火葬。目前，从契丹人墓内发现有火化迹象的有两起，一是萧孝忠墓，“在碎骨中发现有火烧肋、胫骨二段”，其余碎骨未说明已被火烧过，于是判断“可能是火葬”;另一起是敖汉旗白塔子墓，“清理时只在距墓底40厘米的淤泥中发现一片烧骨和一铜面具，疑是尸体火化后再埋葬的。”这两起烧骨究竟是否墓主尸骨，’如无尸体为何又放面具，因此只得存疑。若能肯定烧骨为墓主尸骨，也不能证实契丹人普遍盛行火葬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