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墓葬之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

    关于巴蜀符号印章，管维良先生分别从印钮与印体形制两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划分;成家彻郎与松本一德两位先生则考察了巴蜀印章的渊源与功能，前者认为它是受印度河印章的影响而产生，其功能并非用于商业活动的印章，而是“护身符或服饰上的装饰用品”，而后者认为巴蜀印章的功能起初可能与商务活动有关，后来发展成为通关证明三者在资料的搜集与相关分析方面，均较上一时期更为系统详细，但在结论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亦未深入讨论巴蜀印章的时空分布，以及印章形制、数量与墓葬族属、等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双凤纪念园,公墓,上海墓地

    关于兵器单个器类的研究，主要有渊源与族属两方面。关于渊源，主要涉及三角援无胡戈和柳叶形铜剑。井中伟先生对三角援无胡戈的渊源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在中原说、城固说、径渭说与川西说之外，提出了三角援无胡戈起源于湖北黄破一带的新说法。至于柳叶形铜剑的渊源问题，张天恩、孙岩、代丽鹃、田伟、王炜等诸位先生不仅支持蜀地起源说，而且对此做了不同程度的补充论证;虽然这一说法的支持者明显增多，但“西来说”并未式微，甚至连原本支持蜀地起源说的段渝先生也改持此说，认为柳叶形铜剑是“古蜀人通过印度地区吸收采借的中亚、西亚文明的因素”。关于族属，杨勇对巴蜀文化中的虎纹戈进行了专题研究，在观察虎纹戈时空分布的基础上，指出虽然巴蜀两地均有虎纹戈，但从文化属性上虎纹戈主要为巴戈，并且其形制为单胡戈和不对称的双翼戈，而蜀文化中的虎纹戈形制为三角援无胡戈和对称的双翼戈，其虎纹是受巴文化影响而产生;井中伟先生对巴蜀文化铜戈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划分与分期编年，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巴、蜀铜戈的形制差别，认为“巴戈”虎纹形态有侧面虎头和侧面横向虎纹两种，“蜀戈”虎纹形态有正面虎纹、侧面或正面纵向虎纹两种。两者在区分巴、蜀铜戈形制差别之时，一个强调器型形态，一个强调纹饰形态，虽然区分标准各有侧重，但通过观察巴、蜀铜戈的分布情况之后，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肯定了“巴人戍蜀”的观点。

    关于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以李冬楠、范晓佩、代丽鹃、赵琦茗等诸位先生为代表。李氏对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墓葬出土的戈、矛、剑、烟荷包钱等四种主要器类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兵器与墓葬等级关系的讨论，她认为兵器中出土虎纹戈的墓葬等级都比较高，墓主可能为军队中的高等军官，而单独随葬烟荷包钱的墓葬等级相对较低，墓主可能是普通居民，同时指出巴蜀文化以兵器来体现墓葬的等级，兵器种类越多，墓葬等级越高，否则反之。范氏在李氏研究的基础上，对巴蜀文化兵器随葬制度做了更为详尽的系统论述，她将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墓葬中的兵器组合分为15种，并依据伴出青铜容器的种类与数量情况，将这15种兵器组合划分为三个类别，在考察了各类组合与墓葬等级的关系后，指出巴蜀文化虽然以兵器来体现墓葬等级，但“尚未形成一种规范上下的严格制度”，而是一种“似隐若现的兵器随葬制度”，其形成原因与巴蜀社会的尚武精神和四方征战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