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陵效法明陵，在清东陵、清西陵先后营建了1座神功圣德碑亭，4座圣德神功碑亭，又在关外三陵建造了6座神功圣德碑亭。关外、关内碑亭形制差异较大，永陵4座功德碑亭为单檐歇山顶，清福陵、清昭陵两座功德碑亭为重檐歇山顶，但体量较小，与十三陵无字碑亭颇为相似。关内清东、西陵的5座碑亭，建筑形制效仿明孝陵、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亭，孝陵称“神功圣德碑亭”，景、泰、裕、昌四陵称“圣德神功碑亭”，是对明代功德碑亭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清代“圣德神功碑亭”的出现，主要源于雍正帝对康熙帝的至孝，而非政治需要。雍正帝为康熙帝立碑时，本想效仿孝陵之制，立一统碑，但碑文太长，多达4000余字，是孝陵碑文的3倍，即使将字体缩小，也仍需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一碑实在难以容纳。对此问题，雍正帝的解决方法是: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太多，一碑不能尽载，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然此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或即加宽，必不可加高。
于是，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内并排竖立双碑，左(东)碑刻满文，右(西)碑刻汉文。后世的泰陵、裕陵、昌陵也都效法景陵，各自建了圣德神功碑亭，而且不管死者生前功业多少、碑文长短，一律竖立双碑，成为定制。
自道光帝的慕陵开始，按道光帝遗命:
谨按各陵五孔桥南均有圣德神功碑，清、汉二通，覆以碑楼，制度恢宏，规模壮丽，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昭兹来许。在肤则局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肤不取也。万年后……嗣皇帝即欲撰作碑文，用申追慕，即可镌于宫门外之碑上，断不可于五孔桥南别行建造，石往四根亦不准树立。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若当时君臣不能仰体肤怀，不遵肤谕，是陷肤于不德，一世之忧勤惕励，尽成虚矣。
道光帝出于自谦，也可能出于丢失国上而自卑，认为自己难以比肩列祖列宗，无甚功德可言。加之大清国国势日衰，经济疲软，慕陵因为工程原因已是“似俭实奢”，若再立碑建亭，耗费靡甚，恐怕财力捉襟见肘，于是取消功德碑亭建制。咸丰帝继统后深体其皇父的用心和难言的苦衷，只得遵从，未立功德碑亭，但仍御笔书写一篇缅怀追慕其父的文章，镌刻在了神道碑的碑阴。‘“自慕陵未建圣德神功碑亭后，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光绪帝的崇陵相继效仿，不再立圣德神功碑、不再建碑亭，也就没有华表之设了。
关外三陵不仅功德碑亭形制与关内不同，永陵和福陵功德碑亭外没有竖立华表，昭陵碑亭北所设立的两根华表，不是碑亭的附属建筑，其作用与前文所述华表作用不同，不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