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墓安葬作为我国当前丧葬习俗的主流形式，它是一项公共服务设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窗口，公墓建设及其相关课题研究早己引起建筑学、林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学者专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在生态学领域，国内第一个研究公墓生态文化和生态建设的女教授是云南大学的周鸿教授。她对墓地的关注是从20多年前开始的视。并把她的思考写进了《关于建设城市园林公墓的构想》一文。
1997年，周鸿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开始了“城市园林公墓的生态建设研究”课题。周鸿与课题组一道，定量研究了园林公墓的荒山生态修复效应、水土保持效益，并对我国目前并存的城市的水泥(石料)墓穴、塔陵公墓、骨灰堂、骨灰墙、树葬公墓、草坪公墓和农村的土葬公墓和遗体深埋、上面种庄稼的种植园公墓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她认为，这些公墓对节约土地、绿化荒山、对移风易俗、殡葬从简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大部分园林公墓，主要还是水泥或石料板块制成的墓穴和墓碑，水泥石料的墓穴给荒山包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而且水泥和石头的风化瓦解十分漫长。这种公墓甚至比土葬的土墓对环境的后续影响还要大。因此，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对传统风水文化进行政策诱导，是我国殡葬改革中不容忽视的新课题。
国家对公墓方面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平毁和迁移坟墓，规划并建立公用墓地。同时规定禁止在耕地、林地、耕地、林地、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的地区建造坟墓。公墓作为党和政府推行殡葬改革的载体，建国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许多城市它仍是一种过渡性形式，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缺少统一规划。大多数公墓没有完全的规划设计方案，在建设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以至造成改造难、扩建难的窘况。二是绿化美化差，树种配置不合理。较多公墓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建设和保护，把可利用的土地最大限度地用于造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白包污染，损害了公墓的整体形象，在树种配置上，由于缺乏专门人才或未请专业部门设计，显得杂乱无章，缺少层次感和园林艺术感。三是功能布局不尽合理。公墓按其业务性质，在功能上应分为业务接待区、生活办公区、园林区和墓区。各区分割要明显、合理、衔接。而不少公墓墓区与业务接待区、生活办公区相连，缺少足够的空间和绿化屏障，“生”与“死”一揽无余，有些公墓甚至没有园林区供祭祀者集散休息。基于如此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前的公墓建设做出深入研究，这是本文的选题依据之一。
火葬尽管称得上是一次殡葬革命，但从根本上讲，没有动摇入土为安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棺葬”，只不过是“大棺”变成“小棺”(骨灰盒)而已，而且现今所用的骨灰盒大多数是采用不可自然降解的塑料做成。这样看来，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非但没有根本解决而且还更加引起了环境问题。随着时日的推进，这一矛盾又一次尖锐地暴露出来，许多一些原来绿树成荫的山体己变成“白骨”嶙嶙，被人们称为人间天堂的绿水青山之地，已经成了“灵魂”安息之地。面对第一次殡葬习俗改革所遗留的种种问题，人们不得不又一次进行反思，于是有了第二次殡葬习俗改革的萌发。第二次殡葬习俗改革是以壁葬、树葬、花葬和海葬、空葬等多种葬式而展示其内涵和时代风貌的。这一类殡葬方式更多的是追求人们对亡者精神上的哀思和寄托，而不在于有形的物质实体，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而且也是观念上的一次大的更新。因此，从规划设计的角度怎样合理利用这些时代的新产物赋予城市公墓新内涵、新形式;创造新景观;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市墓园的殡葬、环保、游憩等各种功能是笔者认为要着重研究的内容。这是本文的选题依据之二。
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当代城市墓园作为人们的人生后花园，作为政府殡葬改革的载体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公墓的建设更是走向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在1999年时，民政部主管殡葬的部门对公墓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新要求—实现公墓建设的园林化、艺术化和立体化。充分肯定了“公墓变公园”的对旧公墓改造的科学模式，提出“保护地球生态，共建绿色陵园”的口号。公墓变公园的发展模式将成为“十五”期间公墓建设的改革方向，墓园建设要达到“远看是公园，近看是游园”的效果。另外，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充分反映出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大多数的人们还是信奉着“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思想，但同时也有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贯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觉悟;更有对逝者寄托哀思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情怀。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深入研究当代城市墓园的规划设计理念、方法、内容等当务之急。这是本文的选题依据之三。
总之，公墓的规划建设正飞速的与世界步伐接轨。随着现代主义浪潮在东、西方的掀起，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设计师把墓园设计成以往那样“谈虎色变”、阴森、哀怨、断肠的景象了。取而代之的是明朗的、现代的、功能多元的城市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