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关于仪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仪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环节的符号、意境等，从而探究仪式各环节所蕴含的意义。作为象征意义领军人物一一特纳，认为仪式不仅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因此其强调通过仪式语境中的物质、行动、关系、事件、体势等象征符号，考察仪式的意义，并将意义分为解释的意义、操作的意义和地位的意义，解释的意义即是象征符号的显意义，操作意义则揭示了象征符号的潜在意义，源自于对仪式说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观察，而地位意义则是仪式所隐藏的意义。
研究中国仪式的学者受到“文化释意”观的影响，在其研究中都注重深入到仪式的具体场景中探求其象征意义。翁乃群(2000)考察了纳日的社会性别象征结构体系及其纳日人的迁徙历史后，得出纳日村民将白蒂拉姆女神赋予其文化信仰中的母祖的意义，通过对白蒂拉姆女神的祭拜仪式，从而保持与祖上的联系，到女神居住的地方进行祭拜可以取更强的生命力，保持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还可以借此向女神乞女求子，为自己或家人驱邪除病等。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社会文化观念不同，因此丧葬仪式的举办也有不同的流程，仪式各环节的含义也不尽相同。黄健、郑进(2012 )详细记录了鄂西北的黄村所举办的丧葬仪式具体流程，指出仪式各环节的象征意义，认为生者通过想象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从而借助于丧葬仪式的象征符号来表达对死者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而对于亡灵来说，经过丧葬仪式顺利完成从现实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余洋(2001)、聂丹(2009 )、彭兆荣(2008)、白永芳(2009),杜学元等(2007)分别解码了淮北、黔西北、广西瑶族“还盘王愿”、云南哈尼族、四川羌族丧葬仪式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蔡富莲(2003)刻意考察了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阐述了人们的灵魂观念，郭于华(1997)亦指出了丧葬仪式的文化释意体现的是亡灵祭拜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
社会学者通常侧重于探析丧葬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其蕴含的社会思想，将其置于当地社会中并结合传统文化进行探究。郭于华(2000)通过对陕西骥村中的各类仪式和信仰活动的考察，认为仪式和信仰活动构成骥村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同时也是基本的文化价值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一系统与其生活世界和生存逻辑是相互融合与匹配的，共同构成村落社会一套完整的生活与意义系统，也就是本土的或地方性知识。这样的意义系统和生活逻辑以生存为基本取向，并因此形成整合的、基本自足的和相互配合的乡村生活世界。曹提02005)运用阿诺德苑溢内普的“过渡仪式”和特纳的“阂限性”理论对葬礼仪式的各个步骤进行分析，阐释了丧礼对亲属的安慰、为生者祈求平安、传承孝文化和加强家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胡翼鹏(<2015)认为，通过对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风俗习惯，可以窥探民间社会思想，他通过对丧礼习俗的核心仪式“叫夜”的深描，指出叫夜与叫魂习俗具有相同的机理，叫夜中的纸人及仪式尾声重启棺盖查验死者仪容与告庙仪式具有相似性，叫夜之后的迎祭、出殡下葬环节是古代“复”礼的表现，进而阐述了叫夜的社会思想意蕴及其对社会运行与秩序的影响，指出叫夜并不是在封闭的文化系统中建构的地方性知识，而是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不该被遗忘的传统;叫夜仪式的程式化行动是孝道观念的体现，具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叫夜仪式具有重申日常生活中的人伦结构与秩序、人情互惠及展示丧家实力并塑造形象的功能。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丧葬仪式的诸环节，并论述了丧礼的社会动能，进而注意到了父权制的宗族结构和作为上层文化的儒家思想的制度性关联，阐述了儒家思想在于维系父权统治的社会秩序的观点。在《金翼》一书中，作者亦认为丧葬仪式具有调节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失衡状态的功能。
从宏观的国家制度层面对仪式进行考察的学者，认为国家制度或者说是权力实践主导着丧葬仪式。格尔茨(2008)在研究宗教时，对构成宗教本身的象征符号所体现的意义体系进行了分析，并将这些体系与社会结构过程和心理过程相联系。其对巴厘社会传统政治模式的描述和分析中，指出在厘这样一个戏剧国家中，宫廷典礼是宫廷政治的驱动力量;民众仪式并不是一种支撑国家的设计，而就是国家。权力服务于典礼，而非庆典服务于权力。国家的统治本身成为一种表演，通过各种宏大而隆重的仪式得以对成千上百的人们和数量巨大的财富进行动员，国家成为实施群众仪式的手段。郭于华(2000)对陕西骥村中的各类仪式和信仰活动的考察后，认为通过日常生活的仪式化、社区生活的政治化和仪式象征的实用化过程，国家权力逐渐渗透到地方社会之中，从而对基层社会进行改造和重构。高丙中(02006)在对河北“龙祖殿”重建过程的考察，指出“龙祖殿”这一披着“封建迷信”外衣的建筑随时有可能被打击和取缔的情况下，通过同时赋予其博物馆的名字，将其定义为开展文化和科技活动的公共空间，是中国龙文化的体现和传承，才能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文化相符合，确保其政治正确性，从而在政府的监管体制中取得合法性地位。
而张佩国(2010)在总结前人关于丧葬仪式的民族志文本的基础上，指出丧葬仪式应该呈现中国文化历史的整体论，必须将其放在家族文化和制度再生产的实践维度中，并结合历时性视角，将国家治理、风水实践市场体系等诸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实践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