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同样对中国丧葬礼俗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东汉时佛教伴随南北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以释迎摩尼的“四谛”说为宣传的起点。释迎牟尼认为人生现象概括起来是相互对立的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世俗社会所影响的苦和集，另一方面是终极超越的灭和道。“苦”是三界轮回生死苦恼之义，“集”是苦果之因。释迎牟尼认为人生在世是苦的集结，同时认为人生的苦有八种，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
八苦是每一个经历世俗生活的人必经的历程，这八苦受到“受”、“想”、“行”、“识”、“取”进攻，时刻向身体感官传达意念体味生命苦楚。正因为人生在世是在受苦，因此佛教是乐死的，肉体生命的终结是苦难的结束，由此形成了佛教提倡薄葬观念。和中国人入土为安的思想不同，在薄葬观念的影响下，因为僧人死后以火葬来取舍利，所以佛教提倡火葬，这种葬法在宋、辽、金、元几朝的丧葬活动中很是盛行。清人吴景潮说:“自释氏有火化之说，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美其名曰火葬。其间无货营葬者半，惑于释氏之说者半。火葬在僧人和穷人之间的流行，是对传统儒家倾尽家产厚葬习俗的一种挑战。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载:“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这种葬法和佛教的广泛影响是分不开的，火葬盛行的年代也是佛教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
在人死后会有各种超度的法式，这些法式有很大一部分就和佛教相关。佛教里认为人世之苦的来源是各种条件的集合，因此有了轮回业报说。佛教提出“三世”说，“三世”也就是指前世，今生，来世。主张人在现世的作为会影响来世的托生和福报。这种轮回学说衍生出来一种丧事活动就是斋七，据《瑜伽师地论》卷一记载:“又此中有，若未得生缘，极七口住。有得生缘，即不决定。若极七口，未得生缘，死而复生，极七口住。如是展转，未得生缘，乃至七七口住。自此以后，决得生缘。”通过这种活动来帮助亡灵完成转世投胎增加福报。做七，即人死后(或出殡后)，“头七”是最为隆重的，活动也是最为多样。按照旧礼七天是做法事的一个周期，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这一习俗有详细描述，“这四十九口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死鬼魂。”可见排场之大。第十四回中“这口乃五七正五口上，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狱，传灯照亡，参阎君，拘都鬼，延请地藏王，开金桥，引幢蟠，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神僧们行香，放焰口，拜水忏”对于七七之内的佛事做了详细的讲解。在《金瓶梅》中李瓶儿死后对“做七”的习俗也进行了刻画:从首期的和尚做道场到喇嘛和僧人念经，从二七的吴道士来做道场再到断七时薛姑子和八个和尚念经。在整个葬礼上将七七的礼俗写的很细致，也突出了僧道法事贯穿着整个丧葬活动当中。《儒林外史》第四回范进母亲去世，写到:到了二七，范进给了岳父胡屠户一些银子，让他请一些僧人来念经拜“梁皇忏”，好让自己的母亲得以升天。这里的二七也是做七。通过小说的描写，真是再现了做七习俗在当时丧礼中的地位。展现了佛教已经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认可并在丧葬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种超度做法即诵经。佛家要求人们在现世中要行善积德，以免死后在地狱受苦。为了摆脱这种苦痛，在人死之后要请僧人来念经，这是佛教超度亡灵的一种主要仪式。《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在牛布衣去世之后，老和尚百忙里走到房里，换上袭装在牛布衣灵枢前念《往生咒》。这就是诵经超度的一种形式。在 《金瓶梅》中第六十三回李瓶儿的葬礼上，“请报恩寺十二众僧人先念倒头经，每口两个茶酒伺候茶水”。)。《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四回:“我叫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对着替你合小春子、小冬子念倒头经，超度你三个的亡灵!”这里的“念倒头经”也是超度的一种方法。
在葬礼上，大户人家还会举办水陆法会，这是经忏法事中最为隆重、时间最长的丧事活动。这项法事一般是在坛场设内外两个分坛，每天的活动也是不一样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替施主发愿祈福，求得亡者早得超度。例如在《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的葬礼上就有这样的描写“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
儒家、佛教、道教是延续着祭祀的情感，将孝和善的信仰融入到仪式当中，传达着人们对于逝去之人的追思，超越了形式本身，追求着灵与心的交流。散布在小说中的丧葬礼仪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为刻画人物和推展情节提供了舞台，知晓这些礼仪更有利于阅读小说和研究文献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