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氏墓园与天主教首次传入宫廷(1613-1616)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1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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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当时中国教务的管理中心，墓园、南堂是北京住院的两处分部。从1613年起，熊三拔与庞迪我就居住在园中，还发生过一场激烈论争，这场论争的实质是教内在接触太监政策上的分裂，因为墓园是传教士与太监交往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是否居住在墓园就代表着是否愿意与太监交往，因此，教会内对太监的政策之争就表现为“堂园之争”。这场教内分裂不见于公开的教会档案，但被熊三拔记录在日记中，论争过程展示了耶稣会士向宫廷传教的曲折进程，墓园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也是日后宫廷传教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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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制造西洋奇器引来许多官员观瞻，太监也加入猎奇者行列。熊三拔是水器项目的负责人，他发现太监比文官在接触了墓园中的天主像和宣教书籍后更容易对这种信仰发生兴趣。他将《天主实义》拿给太监们看，试图将一些太监吸引到信仰天主教的道路上，也使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第一次进入了宫廷。熊三拔在墓园中与太监的接触最多，他是传教士中最支持与太监接触的。作为中国传教区最高负责人，龙华民也是倾向于联合太监的，因为太监能帮助龙华民实现将福音种子带进宫廷的夙愿。1609年，龙华民致信‘旧本副教省”①巡阅使巴范济，请巡阅使命令利玛窦直接向万历皇帝上疏，争取在中国的传教自由，未能如愿。在担任中国传教团负责人后，龙华民又重拾这个打算，被徐光启等劝阻龙华民认为太监是天主为修会搭建的通向皇帝的“桥’。
庞迪我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他对1600年与利玛窦相伴进京时遭遇的临清税使马堂的刁难历历在目。这次事关中国福传事业前途的进京努力，差点儿就断送在这个太监的手中。太监在墓园申请中的阻挠，则是京中当时传教士亲历的。太监固然是通向内廷的一条捷径，可也确是一条充满变数的冒险之路，而且庞迪我与士大夫的关系最为紧密，或许担心与太监密则与文官疏。
在水器制作过程中，就陆续有太监前往墓园参观，从1613年4月初起，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有太监对神父们说，现在宫中都知道天主教了，你们要耐心些，我们每天都有人来。“每天”的造访频度只在某几个时间段成真，但是，太监确实成为墓园中最频繁的访客。熊三拔在日记中说，希望主能通过这些太监做些什么。10月2日，东厂太监邀熊三拔作客，极尽美意，熊三拔对通过太监将圣教传入宫中的希望之火愈发旺盛。他在日记中写道:“太监们可以在各方面帮助我们，他们在宫廷中无所不能。我期望天主能得到太监们的侍奉，如果魔鬼不从中作梗的话，可是，魔鬼已蠢蠢欲动了，因为我的同事认为没有必要与太监一起工作，在南堂的庞迪我对我说，这些太监只不过是玩乐上的朋友，他们来圣所没有玩乐之外的目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很多太监前来是严肃地探寻教义和救赎问题的。10月4日，又有司礼监的4名大太监带着拜帖、吃食到墓园拜访，到夜里才离去。熊三拔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是长谈天主之事，还谈了灵魂、天堂、地狱等。庞迪我却告诫熊三拔，让太监在园子里饮食、玩乐不妥，因这园子是给会士们休闲的，不是给太监预备的。熊三拔却认为，带吃食来拜访并长时间逗留，是中国的礼节。庞迪我说，他已写信并将继续写信报告中国传教团的会长龙华民，要熊三拔别再住在园中，也别再与太监交往，因这存粹是浪费时间。熊三拔也致信会长，作出辩解。
尽管熊、庞之间在太监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显化，徐光启的态度却由反对变为支持。他见来墓园的太监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直通皇帝、皇后的大太监，就让熊三拔印一批关于天主圣像的解说词，赠给太监，好让他们带回宫中慢慢领会。熊三拔对这个支持喜不自胜:“这名优秀的教徒(徐光启)不仅对天主之事抱有热忱，而且深谙当地事务。”后来，徐光启亲自写了解说词，考虑到太监们的阅读能力低，该词写得非常直白，像大白话。熊三拔拿到解说词后，交给庞迪我、阳玛诺，听取意见。他的心里忐忑得很，向天主祈祷能早日付梓。
尽管庞迪我不支持熊三拔，但阳玛诺在太监工作上是配合的。不久之后，一名刘姓大挡又携几名太监前来，仍旧带了吃食，阳玛诺陪了他们一整天，边吃边聊，最后，刘表达了入教心愿。接着，1613年随阳玛诺进京的学生维森特·科雷亚(Vi-eente Correa )，修士邱良享( Domingos Mendes ,1582-1652年)住进墓园，主要为了在园中学习和弹奏管风琴。他们的到来，对接待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太监大有帮助，熊三拔说:“因为他们素质很高，帮了很大的忙。”
熊三拔、庞迪我同时向龙华民写信陈情，然而，11月初熊三拔等到的答复是，龙华民改变了支持与太监交往的立场。龙华民自广东发来指令:墓园不再保留常住神父，熊三拔回南堂照管教友，墓园应是会士们的郊外田庄，不能用于常住，大批太监来休闲是不妥的。
熊三拔将“抗议”写在日记中，“期望将来读到的人有知”。他认为一面放弃墓园，一面寻求转化太监，很不现实，全体教徒都希望有更多太监进教，尤其是徐光启也这么想。他还援引郭居静(Lfizaro Catfino, 1560-1640)的信，称李之藻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上级的决策基于事实扭曲或被误导，而自己的观点才是基于实际情况。
熊三拔只将自己的不同意见保留在日记中，龙华民的指令得到贯彻。1614年起，墓园不再保留常住神父，但是，熊三拔仍然找机会住回墓园，他先是陪阳玛诺在园中住了20来天，阳玛诺在此期间完成《天问略》( tien ven lio )，熊三拔则接待了许多批来访的太监。后来，若望·罗德里格斯( Joao Rodrigues )②神父抵京，在南堂住了几日后，住进墓园共3个月，其中，熊三拔在墓园中陪伴其两个月。其间罗德里格斯在园中画地图，熊三拔则接待太监，熊三拔认为找到了赞同者，因为罗德里格斯对京中的传教士放弃与太监合作也感到诧异，而“巡阅使向中国投入了大笔银子和礼物，不就是为了将福音传进宫廷吗?”
1616年，对待太监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摆动。已被日本教省的省会长瓦伦丁·卡瓦略(Valentim, 1559-1630)任命为中国传教区巡阅使的阳玛诺从南京命令:熊三拔和科雷亚回墓园常住，主要为了接待太监。因为阳玛诺认为太监是使皇帝皎依的必要手段。阳玛诺的命令于1616年2月20日抵达北京，由于天冷，熊三拔未立即动身。2月，龙华民的命令也到北京，由庞迪我自行选择在南堂或墓园居住，熊三拔、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住进墓园修订历算书籍。反对与太监往来的庞迪我选择独自住南堂，熊、艾搬回墓园。太监又像以前一样盈门，还抱怨神父们没有按照他们愿望住在墓园。
然而，3月18日，情节再度反转，北京又收到正在中国各住院巡视的阳玛诺从南昌发来的命令:艾儒略返南京，熊三拔则搬回南堂。原来，阳玛诺在南昌遇到龙华民，后者从南雄往北京途径南昌，还带着卡瓦略的指令，其中一条是下达给阳玛诺的:目前在墓园中设立常住神父尚有诸多弊端，静观一段时间再说。阳玛诺要熊三拔在南堂等候新的指令，因为阳玛诺打算面见省会长，陈述住进墓园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性，并认定省会长为了传教成果会同意的。熊三拔对指令的反复无常有些愤怒，他在日记中写:“这是第四次了，是住进墓园的第四次受阻……他们说的那些弊端，我却没有看见……巡阅使巴范济神父一得知我们得到了这片墓园，就明确地命令我们入住，他列举了诸种好处，与徐光启所列举的一样，不谋而合。”
6月13日，熊三拔又找借口搬回了墓园，称为了与罗雅谷绘圣像。8月初时，庞迪我住进墓园，阻断与太监的交往，熊三拔则搬回南堂。然而，这种摆动很快就因南京教案爆发戛然而止。1616年8月，传教士们全部住回南堂，以示收敛。1617年2月3日，万历发布上谕，驱逐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3月18日，圣枝主日，庞迪我、熊三拔在教堂内做完弥撒，分发棕枝以示忠诚，嘱咐教徒们要继续坚定信仰之后，他们离开了由利玛窦创立的北京住院，再也没能回来[[9]141《熊三拔日记》戛然而止于1616年。禁教令发布后，只有利氏墓地未被封禁，成为“这场大风暴后可以返航的避风港”。墓园中的这场论争仍在回响。 1616年11月22日，罗如望(Joao da Rocha,1566-1623)自南昌寄往澳门的一封信中，提出适合中国传教区的几条建议，第一条就是请求放宽与太监的交往限制。阳玛诺于1616年12月26日从澳门寄给耶稣会总会长的关于南京教案的专报中，在最后的反思部分提出有必要结识更多的太监。若没有《熊三拔日记》，我们难以洞悉这两封公犊背后的深意。
余论
上文回溯了利玛窦墓园最初七年间所承载的三项主要活动:园区营建、科技传教、与太监的交往。从中可看见墓园初期的历史，及其在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
首先，是对墓园本身的再认识，它从诞生起就不是一座单纯的墓园，它是一个多重功能复合空间，是传教士的宣教空间、科技空间、社交空间和斗争场域。“南京教案”又使它成为一个庇护空间。墓园的附加值在一代又一代传教士的努力中不断垒叠，成为天主教中国福传事业地理上、心理上、法理上的一块基石，迄今仍是天主教第三次入华最重要的象征物之一。
其次，从中国天主教史来看，利氏墓园开创了许多先河，就连“天主堂”的名字都是从墓园开始的。北京的墓园建立后，外省的传教士也相继购建墓地，如杭州、福州和南京等地的教士公墓，都建于明末。平信徒亦仿效教职人员，建起归葬基督徒的墓地，比如1619年，“从传教士处理利玛窦墓园的方式中受到启发”06}。北京的教徒以定国公的奉教兄弟纳扎尔①的名义购买了毗邻太监的物业的一块地用作公共墓地。1615年，杨庭鸽也购买了杭州城外的一处地产，给那些贫穷的天主教徒做墓地。处理好身后事是天主教徒的一个重大关切，利玛窦墓园建成后，至少专门埋葬神父和教徒的葬地合法化了，天主教墓渐多起来，成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
再次，从天主教东传史的历史分期来看，利玛窦去世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由利玛窦开创的文化适应策略面对着要不要继承和怎样继承的抉择。适应政策的延续性是一个“面”上的问题，在各传教住院，甚至在中日传教区之间及耶稣会罗马总部都有体现，但是，利玛窦墓园毫无疑问是最有象征意义的“点”之一，除了最早适应中国政策践行者利玛窦长眠于此，还因为持不同立场的教内外各派主要人物会聚于此，展开交锋。墓园初期的这些活动展示了利玛窦生前确立的适应政策，在其身后是怎样在曲折中扬弃，对新传教策略的集体态度是如何形成的过程。
最后，墓园建成后旺盛的科技活动，表明其生来就不仅仅属于宗教。利玛窦墓园不仅是天主教内人士的精神地标，更是象征明末清初那场平等、开放的中西交流的文化地标—传教士的文化适应与中国士人研习“天学”是一种文明互鉴的关系。利玛窦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反复对会中的同工说:“怎样才能使中国的传教事业更加兴旺，我找不出什么比我的死更为合适的办法了。“他说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