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依据
殡葬观念引导的理论依据包括辩证唯物论与生命科学观。辩证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事物的具体形态在不断改变着，长生不老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因为，一个事物在其存在期间，其内部有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因素(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肯定因素维系着该事物的性质、把握着该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而否定的因素起着破坏该事物性质的作用，促使其从此事物变成彼事物，并通过量变引起质变的方式最终实现。一个人的生命现象也是如此。一个人生下来，自身就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因素，肯定的因素维持着生命的存在，否定的因素在剥夺着生命。一旦否定的因素战胜了肯定的因素，人的生命就终结了。所以，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论人们职务高低、金钱多少、愿意与否，均改变不了死亡的结局。因此，古人常感叹“人生自古谁无死?”。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自身要坦然面对死亡，而且要引导民众坦然面对死亡。人死不能逆转、死后不能复生，人死后没有知觉，没有反应，即使将殡葬形式安排得顶级豪华，死者也无法感知。这就是实行“节俭、绿色”殡葬的理论根据。
现代生命科学观研究表明，人死(脑死亡)后，身上的一切知觉、精神以及肉体，包括我们的记忆，都不会运作了。至于“灵魂可以脱离开自己的肉体而存在”，“人死后其灵魂可以离开死亡的肉体而周游天下”等命题，均是未得到科学证明的唯心主义观点。所以，人的幸福感是在生前，而不在死后。也就是说，对长辈的孝顺，要赶在其生前，要赶在其有感觉的时候，有享受能力的时候，否则就是错位。这就是实行“厚养薄葬”的理论根据。
人死后不再有灵魂的独立存在，但人的精神却可以长存。如果可将上述两点阐述看作辩证唯物论观点的话，人的精神可以永存就是辩证法的表述。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伟人、英雄、豪杰、世界大师级人物，之所以在他们死后、乃至多年以后，地区影响、乃至国际影响经久不衰，就在于他们为人类在物质或精神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甚至极大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对于他们的死，人们万分悲痛，总不愿承认伟人离去的事实，总想找出点他们精神所“依托”的“实体”。这就是毛泽东纪念堂的归宿、朝鲜志愿军遗骸要谨慎对待的理论依据。所以，人们在接受殡葬改革的时候，一方面，心要热，积极参与，并尽量从自身做起;另一方面，头要冷，不能情绪偏激，而干出毁古墓、挖祖坟、不讲情感、没有理性的事情来。
2、实践依据
殡葬观念引导的实践依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勤俭办丧事，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二是在新形势下，勤俭办丧事越来越能代表人民的意愿。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提倡勤俭办丧事，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与会的151人相继在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当时不在北京或没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也表示死后要实行火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按理说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愿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当时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当然，违约的责任不在毛泽东本人)。
在中央的倡议下，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格守诺言，为民众作出了表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而是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邓小平的骨灰则撒入了大海。
其次，在新形势下，勤俭办丧事越来越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一是丧事繁琐，累人累心。丧事主家悲痛之中全员披麻戴孝、磕头作揖，还要款待亲朋及“帮忙”的街坊邻居。一场丧事办下来，真是跑断了腿，累弯了腰。二是花销大。有的甚至为风光办丧事还背负了一屁股的债务，为以后家中办大事、办急事设置了障碍、埋下了隐患。三是违背了逝者的意愿。为了争脸面、讲排场、摆阔气，便强扛硬撑，忍受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痛苦，就算逝去的老人在天上有知，也会心不安、绪不宁。因为任何老人都深爱自己的子孙们，都不希望自己逝后，给子孙们添麻烦，增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