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家庭告别仪式的程序形式的简略描述，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这是民间习俗对规范仪式的补充，同时也是“正式”规范对这种“非正式”实践的通融和消化。在描述现状之外，作者试图讨论蕴含在葬礼仪式中，不同死亡个体的葬礼仪式形式、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的区分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对死亡个体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上海公墓太仓墓地双凤纪念园
(一)问题提出
本文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在当代城市的情境下城市公民葬礼仪式的公共规范和实践内容。探讨现有的葬礼仪式与传统葬礼仪式间可能的基于改革中的继承关系，进而探索在葬礼仪式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意涵和深层逻辑。上海墓地太仓公墓双凤园
文中案例所述为天津市市民葬礼仪式的主要形式内容和实践过程。天津市既有较为悠久的建城历史，在近代国家发展进程中，又经历了相对高速的现代化过程，在社会新旧形态改革中具有其典型之处。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葬礼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起着传承部分文化和观念的重要作用。因为受政治、经济、地域环境和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体的葬牢L仪式往往表现出了特定时空中的风俗。而不同社区中人们对葬礼仪式各个细节的取舍，则深刻体现了该社区中人们的“文化传承方式、生死观念和信仰、社区参与形式和社会运转状态等”。本文对特定城市的葬礼仪式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够描摹特定时段文化、观念和信仰的独特状态，并找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传承或是演变的痕迹。
【二)问题界定
本文需要明确案例的观察范围。
首先，承担天津市市内六区所有常住居民和部分流动人口的丧葬工作的是同属民政系统殡葬行业的天津市两所殡仪馆，因为属于同一系统，两者在葬礼仪式的执行上几乎没有区别。笔者的观察地点主要集中在其中一所殡仪馆，其所提供的葬礼仪式的场景环境可以代表且仅代表天津市内国家殡仪馆的主要工作方式。①基于这一点，文中所提到的葬礼仪式(包括“正式葬礼仪式”和“非正式葬礼仪式”)均只代表天津市内主要情况，这一地域限定贯穿全文。
其次，本文所关注的“葬礼仪式”，主要是指从人去世后到遗体火化这一阶段的过程，几乎包含了传统文化中“殡”(“丧”)、“葬”的主要步骤。“殡”，原指人死后，从尸体入睑后到埋葬前的停枢。传统葬礼仪式中人死后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性活动和相应的礼仪，如表彰死者的德行、功绩，让亲友故旧前来悼念、祭奠等仪式，以此表达人们对于死者的看法和对死者的感情。“葬”，原意指土葬，后世引申为处理尸体的方式。殡葬合用被引申为丧事活动及其礼仪规范。②因为天津市市内六区已基本上完全由土葬改为火葬，本文中把这一过程统称为葬礼仪式。
除了特定的观察范围，文中还使用了两个特定的词汇，即“社会性正式葬礼仪式”和“家庭非正式葬礼仪式”来指代笔者所观察到的城市葬礼中在殡仪馆活动场景下和在家庭场景下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希望能够表明其情景特点、合法性和主要的关系模式。③同时，根据习惯，文中采用亡者和丧主称呼死者本人和承办其丧事的人(通常情况下特指死者的家人)。
(三)研究程序
本文采用文献法、实地观察和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实地观察过程主要是指以旁观者身份观摩了“送路”、“起灵”等家庭告别仪式以及普通公民在殡仪馆礼堂的遗体告别仪式。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具有其特殊性，葬礼作为主要由与亡者相关的家庭内部成员和与其社会身份相关的同事朋友等参加的仪式，以参与者方式进行田野调查相对困难，只能采用观察者的身份了解仪式的主要过程。虽然希望通过采访具有三十多年丧葬礼俗经验的殡葬工人获得对葬礼仪式过程和意义的深入了解和同感心，但由于时间、资源限制，收效有限。而且根据访谈对象的经验，在火葬登记的所有家庭户中，请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人户主持家庭告别仪式一般只能占到总量的1/3，所以他们提供的葬礼仪式全部流程虽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对这种有着巨大传统资源和多种演变方向的民间习俗而言变数仍很大，而原本应该可以用来检验访谈内容真实性的田野观察却同样因为路径的原因—几乎都是由殡葬系统职工介绍，参加他们主持的葬礼仪式—而无法实现其检验意义。而且也应该考虑到访谈对象作为国家殡葬系统职工的身份使他们在谈论国家规则外的葬礼时有所保留的态度。因此，虽然本文尽可能地在实地观察、访谈以及部分文献资料基础上对研究材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但所做的比较仍局限在殡葬系统职工所接触到的国家规范结构下的社会性正式葬礼仪式和他们从老一代殡葬职工继承下来并继续保持的家庭非正式葬礼仪式之间，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