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经典，与《仪礼》相比较而言，《礼记》中涉及到的丧葬礼仪制度的内容更加深刻。《礼记》中对男女有别的伦常制度进一步地概括和发挥，根据孔子的等级思想和五伦关系确立了具有明确内涵的五服制度，明确细分五伦关系，为丧服制度中亲亲尊尊思想奠定基础。而其重点是探讨仪式背后的东西，更多地涉及到今古丧葬礼义的问题。在内容上理解《礼记》并不是很难，易于《仪礼》。
《礼记》四十九篇中，从篇名上能够看出与丧礼制度有关的就有《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七篇，再来看具体的内容，以丧礼制度为重点的篇目还有《檀弓上》、《檀弓下》、《曾子问》、《大传》、《间传》五篇，除此之外，《曲礼上》、《曲礼下》、《杂记上》、《杂记下》中也多有涉及到丧礼制度的一些讨论。《礼记》是研究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主要典籍。《礼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从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的制度规范，其中以先秦的礼仪制度为重点，还包括孔子和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和言论。《礼记》既有关于礼仪制度的记录和规范，又有阐述礼的基本理论、“礼”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关于“礼”的解读和外延等论述。《礼记》不仅是一部关于礼学的儒家思想经典，更是一部包含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和社会制度的经典著作。
《礼记》中有关篇章涉及丧期问题。丧期的制定是根据丧服不同，亲疏远近不同制定的，大致分为五种:斩衰，居三年丧(实为二十七个月)。齐衰次之，居丧三年至三个月不等。大体上，儿子、未嫁女对母(含继母)三年;己嫁女为父母一年;孙为祖父母一年，为曾祖父母三个月等。大功再次之，居丧五个月。绍服是最轻的一种，居丧三个月。丧期主要建立在彼此的亲爱关系上，最重视的还是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如果纯粹从血缘来肯定的话，这种丧期的制定是平等无差别的，服期的礼仪规范是外加的，最后还是要回归人性的亲情本质。当然，在古代事死与事生是并重的，在为亲人“送死”的同时教育生者为亲人“尽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丧期制度，完全在于人的道德自觉。据《论语》记载，宰我认为三年丧期过长，可能会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宰我的观点被孔子斥之为不仁。在孔子看来，子女在父母死后为父母守丧三年是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从一个生命开始到离开父母的怀抱至少需要三年，而作为子女为父母守孝三年又有什么不可呢?其实，从丧期可以看出儒家重视孝道，所以，在《礼记》中才明确规定为死去的亲人按照不同等级制定详细的丧期。“三年之丧符合人之常情，表明父母恩情最重，是区分亲疏贵贱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更改的人伦之道。三年之丧的普遍推行对于巩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这体现了儒家的孝道观。儒家认为，三年之丧漫长而复杂，能否处处守而不失，正是观察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通理之智、强健之志的极好时机，所以《礼记·丧服四制》记载:“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此外，在服丧期间游戏作乐、外出宴饮、嫁娶生子、匿丧求官等，都会被视为悖逆人性的禽兽之行，受到舆论的谴责。魏晋以后以礼入法，类似的行为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唐律疏议》规定:为父母、丈夫服丧期间，自身嫁娶者、杂嬉作乐者、提前除丧者，要被判处三年徒刑;怀胎者，判处一年徒刑;参加吉宴者，杖刑一年。上述规定必须严格遵守，任何超越阶段的行为，都会受到指责。《礼记》中记载了许多违礼的事情，让后人谨记，切不可重犯。
而《礼记·曲礼》中的“礼从宜，使从俗”，认为最适应社会的礼制才是最好的、最进步的礼制。朱熹在“三礼”的基础上，制定了更符合人们实际生活的《家礼》。朱熹整理《家礼》，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丧礼仪节。他认为丧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礼仪、规范和制度。在《家礼》中没有独列丧服篇，具体的服制规则在丧礼的仪式中。《家礼》将“三礼”中丧葬礼仪的内容简化，符合当时的实际需求。但记述内容大体和“三礼”一致，也包括四个阶段，临终、初终、入硷、服丧等阶段。其中的内容比起“三礼”要简单、易懂得多，而且加了一些对当时礼仪现实的评价。
随着时代的变迁，古礼也己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丧葬礼仪的发展都是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丢弃它。“三礼”对丧礼知识的传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三礼”的记载可以得知，丧礼在古代具有促进家族成员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生活安定的作用。